近期，石家莊、長沙、廊坊等多地出臺規定，明確黨員干部在工作中可以容錯免責的情形。作為一項鼓勵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政策，去年以來，多省份開始探索干部隊伍中的“容錯機制”。各地規定的“容錯”情形大都強調了法律沒有禁止、符合上級政策精神、經過集體民主決策程序等，或強調“容錯”的前提是干部在干事創業、改革創新中“出于公心”“盡職盡責”，且結果“客觀上難以預見”。且免責與否的認定機構多由問責部門來承擔。（3月23日中國新聞網）

應該說，建立容錯激勵機制也是中央近來提倡的，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給干事者鼓勁，為擔當者撐腰”。筆者認為，容錯激勵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將一定程度上減少干部工作上的后顧之憂，并減少“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干事”現象，進而推動各項事業發展。

正如有專家分析那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各級干部敢想敢干，敢闖敢試。但是，或者迫于輿論壓力，或者為平息公眾情緒，一旦有意外事件發生或者工作中出現了“差錯”，就開始拿一些所謂的“責任人”尤其是基層干部“開刀”。這種不問是非對錯，以結果倒推責任的苛刻式追責，無疑讓一些干部左右為難，對工作畏首畏尾，消極懈怠，甚至故意不作為。

特別是，“出錯”的概率與干工作多少成正比，干的工作越多，出錯的可能性越大，什么工作都不干而當起甩手掌柜反倒不會出錯。即不干工作至少可以保證不出錯，頂多落個碌碌無為的名聲，工資待遇又不會少，而積極從事了某項工作，萬一出現“差錯”被追責，就得不償失。這樣以來，就會在官員干部中形成“為了工作不值得”的潛規則，出現不干工作者先進，干工作者落后現象，進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混日子不作為者增多，積極創業干事者無幾人。

其實，沒有容錯激勵機制，群眾也是潛在受害者。如常見的證明難，辦事難，循環證明現象，就與有關部門怕擔責有關。因“把關”不嚴導致辦錯事，就可能被問責，于是本來可以一次辦成的事就會讓公眾再到其他部門出具證明，以分散責任，表明出錯后與己無關。再如，很多中小學生已經享受不到春游、秋游的樂趣，甚至連體育課都也只能呆在教師學習理論知識。因為一旦郊游出現意外，無論組織者有無責任都要擔責，一旦學生在體育課上發生意，相關老師和學校負責人就會倒霉。以小見大，在任務更艱巨，前景更復雜的改革創新事業中，不可預見或控制因素更多，要是沒有容錯機制，敢于迎難而上者恐怕少之又少。

當然，建立容錯激勵機制必須避免其成為部分人逃避追責的擋箭牌。這就要求一應明確可以容錯的范疇，將違反法律、政策、程序的行為排除在外，將徇私舞弊、貪污受賄、利益輸送、假公濟私行為剔除出去。二應考慮責任人主觀過錯程度，將不可抗力、失誤和錯誤區別對待。三應引入多元評價機制，公開調查結果，讓公眾參與責任認定，避免以暗箱操作袒護重大過錯者。這樣才能做到賞罰分明，讓敢于作為者有前途，讓積極改革創新者沒有心理包袱，進而提升政府效率，促進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