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5月11日電（記者崔呂萍）上世紀80年代,孟加拉國的鄉村小路上,一位教授出身的銀行家常常帶著現金、騎著自行車到各個村莊給需要資金的人家發貸款。他就是尤努斯,后來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由于貸款有時僅僅幾美元,因此他也被稱為“窮人的銀行家”。

孟加拉國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一員。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但當大批中國學者因“一帶一路”倡議造訪這些沿線國家時,依舊體會到了尤努斯教授當年的辛勞,以及這些國家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迫切需要。此時,沿線國家的不少消費者早就聽說了中國人已經把手機變成了錢包,他們同樣躍躍欲試。

“金融能夠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卞永祖這樣說。而在多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業界人士看來,我國提出并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首次由一個發展中國家引領的全球化。中國金融業的參與給“一帶一路”增添了新的風景線,而要讓這條路越走越寬闊,僅僅依靠中國經驗或許還不夠……

從理念到技術:

中國式路徑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參考

“總有人說中國金融業大而不強。但這要看跟誰比,怎么比。”雖然要談的核心話題是中國金融助力“一帶一路”,但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與本報記者的對話是從中國金融業的質量談起的。

在王文看來,一直以來,美國金融業被業界稱之為“大而強”,但與之對應的,是美國幾乎每隔若干年就會出現一次金融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理性看待中國金融業今天取得的成績,我們會發現三個關鍵詞,一是突飛猛進,二是注重安全,三是與鄰互動。”王文特別強調,之所以能具備與鄰國特別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動的基礎,源于中國金融體系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利益。

中國金融體系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口味。為什么這么說?

一種聲音認為,中國金融業在助力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已經下了“先手棋”,不僅給本國企業的海外融通提供了便利,也贏得了所在國家企業和居民的信任。

“不僅做好了本職,還走在了前面。”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原總裁梅興保這樣評價中國金融機構在服務國內企業“走出去”方面取得的成績,在他看來,中國金融業在努力幫助企業融資的同時,還努力為這些“走出去”的企業提供貨幣保值增值和避險工具,一些金融機構網點的鋪設甚至走到了企業開展貿易的前面。

為此,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潘光偉提供了一組數據———截至2016年末,中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8776億美元,較2015年末增加1560億美元;對外負債9645億美元,較2015年末增加208億美元;共有22家中資銀行在63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353家分支機構,其中一級機構229家。沿“一帶一路”布局方面,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26個國家設立了62家一級分支機構。

還有人認為,中國金融業在國內“主場”的快速發展,本身就可以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參考,甚至是范例。

“在全球范圍內看,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是最快的。”王文給出了“從100億到50萬億元”的數據,這是中國證券業過去25年間發展的成績單,“誠然,未來中國金融體系仍將呈現出多層次發展的狀態,我們也面臨著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挑戰,但相對于至今沒有建立起證券交易所的國家來說,我們可以為他們帶去經驗,幫助其提升本國金融體系完善的程度。另外,以人民幣為核心的金融體系相對穩定,也給沿線國家提供了多一種儲備貨幣、投融資的選擇。”

因創新而普惠:

互聯網豐富沿線居民金融體驗

除了傳統的金融服務,中國近年來利用互聯網進行的金融創新,不僅讓尤努斯一直追求的普惠金融成為現實,還將消費支付體驗發展到了極致。

“現在,我們已經習慣了用支付寶、微信這樣的支付工具完成交易,而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中國企業的員工也期待能夠把這種支付便利帶在身邊。同樣,在仍然依賴現金交易的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很多人士也對中國移動支付的成果感興趣,也希望能夠享受這樣的便捷。”據卞永祖介紹,一些沿線國家居民不僅依賴現金交易,同時還對單一幣種有依賴感,這給他們的交易造成了麻煩。

“我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看到,這些國家人口密集、經濟處在上升期,但金融體系發展較慢且不均衡,普通人獲得金融服務的成本非常高,如在印尼,由于線下網點奇缺,許多人連充手機話費都很困難,由此在印尼街頭,滋生了一個獨特的職業:代用戶充話費的摩托青年;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地創業公司都在熱衷做‘當地版支付寶’、‘當地版阿里巴巴’、‘當地版微信’、‘當地版滴滴’。”螞蟻金融相關負責人這樣表示。

而為了將我國在移動支付領域的探索成果帶出國門,服務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消費者,截至目前,螞蟻金融利用“技術出海+當地合作伙伴”模式,已經與印度、泰國、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合作伙伴達成協議。

作為普惠金融的中國實踐者,有著十年探索的宜信公司創始人、CEO唐寧認為,通過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我們的金融業變得越來越高效、越來越便利。“我們一直說,金融人士的終極夢想是讓資產配置變得更加高效合理,將有限的、稀缺的社會資源真正送達那些德才兼備有擔當的個人和組織手中。現在看來,通過大家的努力,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在中國更快、更早地實現。”

不僅如此,唐寧還認為,中國的金融從業者利用科技手段在信用識別、產品研發、精準服務方面所練就的成熟技術,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同行帶去啟發,并幫助其在本國推動普惠金融發展。

對此,梅興保提出,中國金融機構在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時要發揮更具創造性的作用:“一些沿線國家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并不發達,金融服務缺乏普惠性,這恰好是我國金融創新業態近年來主攻的課題,也取得了成績。我建議,一是更多地與當地金融機構合作,使用當地員工;二是更多地利用互聯網技術推動金融普惠。”

除了技術和理念,中國金融機構在維護金融安全方面也有一套。

1997年,招商銀行推出網上銀行“一網通”,就此拉開了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序幕。目前,互聯網與金融的深度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互聯網對金融產品、業務、組織和服務等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中國金融認證中心技術支持部總經理馬春旺表示,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在保障金融安全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在金融信息安全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分享,幫助沿線國家奠定好金融信息安全的基礎,為沿線國家提供從網路安全到系統安全、應用安全,從軟件到硬件的綜合金融信息安全解決方案。”

從倡議到落實:

“一帶一路”發出全球金融邀請函

在最近一次會議上,一直被認為是由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開行”)對外宣布,剛剛創下年度放貸規模新高,2016年在亞太地區的業務規模達315億美元。然而,包括路透社在內的眾多境外媒體對此的報道角度卻出奇一致———面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飛躍發展,年過半百的亞開行不得不對自身進行反思。

甚至有一種聲音認為,日本為慶祝其在亞洲地區經濟領導地位而召開的亞開行年會可能很快不再受矚目,外界關注的焦點將轉向即將在中國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成立于去年1月的亞投行,其成員數量已經達到70個,成員規模僅次于世界銀行,比亞開行還多3個。日前,亞投行還與世界銀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以加強兩個機構之間的合作與知識共享。

另據本報記者了解,為響應銀行業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銀行業協會負責實施籌建的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簡稱“亞金協”)即將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成立。

不過,在中國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而加緊布局金融朋友圈的同時,也有業界人士明確提出,建設“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錢,我們應更加開放和包容,以期更多國家和組織參與其中。

“建設‘一帶一路’是項龐大的經濟活動,需要系統的金融支持,這里既需要中國參與,也需要沿線國家共商、共建、共享。這才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思路,習近平主席特別在‘五通’中提到資金融通,有著深遠用意。”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副部長陳健這樣說。

“打破小套路,建立大格局。”在陳健看來,在推動金融“走出去”的過程中,既要看到中國金融業的參與給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推動力,也要看到‘一帶一路’同樣給中國金融業提升自身的發展提供了機遇。”

陳健同時表示,亞投行要真正服務好“一帶一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