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后警方趕赴廣州，準備實施抓捕。但在摸排過程中，有人向劉博堂透露，“有山東口音的人打聽你的情況”。隨即劉博堂火速逃往了南寧。

警方撲了個空。

2001年，劉博堂在南寧遇到了現在的妻子汪英。在交往中，他編造了新的身份，稱自己是江蘇無錫人，母親是山東的。

汪英是南寧人，當年20出頭，研究生，現在廣東某高校任教。當時，兩人墜入愛河，隨后在2007年結婚，幾年后有了兒子。“我不敢告訴她實情，只說我在老家打過架，不方便回去了。”劉博堂說。

結婚前，劉博堂偽造了新身份。2005年，他通過網絡，結識了違法辦理戶口的人。

劉博堂支付幾千元錢報酬后，將自己編造好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本人照片交給了對方。對方給他辦理一個廣東省惠來縣的戶口，但身份證開頭的編碼卻是江西寧都縣的。后來劉博堂將戶口依次轉去了云南大理、廣西南寧、廣東廣州。

劉博堂將自己的新名字取為“余力”。他說，當初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余”是多余的意思，“力”又是“男”字的一半，“我當時想，我像個多余的男人。”

“有了新的戶口，我覺得自己獲得了新生。”劉博堂開始奮斗起自己的事業，自考獲得了大學學歷，開辦了一家建筑設計公司，還在廣州買了兩套房。

妻子在知名大學任教，自己開辦公司，兒子健康活潑。劉博堂儼然已經成為廣州的一名成功人士。但他仍然不敢表露自己山東人的身份，從不參加在粵山東人的聚會。不過，他看到警察不怕了，心想“新的”自己從來沒犯過罪，不用怕警察。

但他偶爾還是會提心吊膽，在看到電視臺法制節目時，他時常會將自己代入電視里的犯罪嫌疑人中。

他不止一次想過自己被抓時的模樣，甚至想過自首，但想著年幼的兒子，心里又害怕被抓到。特別是看到新聞里，警方越來越多的破案手段，他隱隱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被抓。這種心態折磨著他，如同頭上懸了一把隨時可能掉落的劍。為求解脫，他研究起了佛學。“我最近幾年是盼著被抓，又怕被抓。”

一張彩色照片

盼著抓到劉博堂的，還有寒亭公安分局的警察們。

今年初，濰坊公安開展破案會戰。對于劉博堂案，刑警大隊長管從超，感覺到如山的壓力：22年來，警方組織過多個專案組，均無功而返。

“當時我們只有兩三成把握能抓到他。”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李濤說。

破案的關鍵是一張彩色照片。今年初，警方在整理案件資料時發現了一張清晰的劉博堂彩色照片。

警方猜測劉博堂極有可能“洗白”了身份。有了新的戶口、身份證。

專案組把劉博堂的照片錄入了公安部的人臉識別系統，與全國13億人的身份證照片進行比對；經過檢索，發現全國有52人與劉博堂相貌非常相似。

接下來是漫長的篩查，最后廣州的“余力”出現在警方面前：相貌、身高與劉博堂極其相似；并且戶口多次跨省、市遷移；從事著與劉博堂專業一致的建筑工作。

4月中旬，李濤帶隊趕赴廣州。經過4天的蹲守、摸排，4月20日將劉博堂控制。

“我的心終于踏實了”

4月22日，李濤將劉博堂從青島機場押回分局。他在朋友圈寫道，“羊城獵虎一只”，定位是案發的村子。

在警方拍攝的視頻中，一下飛機，踏上山東土地的那一刻，劉博堂的腳一軟，如果不是被兩名警察架著，差點癱倒在地。后來警方問他，被抓是否難過時，他說：“我不難過，我的心終于踏實了！”

回到濰坊當天，警方帶著劉博堂回家指認現場。他依然記得村里的布局，只是當時埋尸的果園已經成了一片麥地。

在老家見到母親，劉博堂跪倒在地，號啕大哭。他的母親也一直抹眼淚。

劉博堂不知道的是，還有一個老人這些年也一直抹淚。案發后，張立國的父親隔三岔五就要去公安局問一問案子情況。2009年，老人帶著遺憾離世。

張立國的妻子說，她一直沒有再嫁，獨自把5歲的孩子養大。張立國的母親和妹妹因受到打擊，先后出現精神問題。

劉博堂也覺得悔恨，因幾千元錢耽誤了自己一生。張立國死亡時還有一個幾歲的兒子。如今劉博堂的兒子也是幾歲，他說他有了兒子后，越發感覺到自己犯下了什么樣的罪孽。

回憶起被抓那天時，劉博堂說：“那晚我睡得特別踏實，再也不用東躲西藏了。”

他說，他似乎對入獄有了預感，今年專門找來了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看，想看看“勞改”是種什么感覺。這本書講的是一個被勞改的老右派的故事，小說中老右派最后被平反，與家人團聚。

說起妻子、兒子，劉博堂會覺得內疚，覺得對他們隱瞞自己的過去，傷害了他們。但他話鋒一轉，“我和兒子有各自的命運”。

（劉博堂、柳軍、汪英、張立國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韓雪楓 山東濰坊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