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畢竟3·17新政之后，符合購買住房資格的人群變少，不限戶口不影響二套房貸款的商住房成為香餑餑，部分被政策打壓的資金轉向商住房，于是，3·17新政后的商住房價格不斷高漲”。

然而，3月26日晚間，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等5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商業、辦公類項目管理的公告》，對北京市的商業、辦公類項目(以下簡稱商辦類項目)進行監管，其中對個人購買商辦類項目的限制措施，在全國范圍內開啟了對商住房限購的先河。

“這無異于再次撞到政策紅線，目前商住房價格大跌”，李莉說，2016年底賣掉昌平區的一套房子換得現金300多萬元，今年初購買一處過道學區房，購買一處商住房，然后，隨著3·17系列新政的推出，全都被深度套牢，甚至可以說要“打水漂”。

“假離婚”者

手握近千萬被銷售員“勸退”

王磊(化名)在一家股份制銀行擔任中層管理人員，2012年初業績突出的他被總行從山東分行調至北京總行。

由于戶口在山東，無北京戶籍，需連續在北京繳納公積金和社保滿5年方有購房資格。2017年3月王磊已經連續繳納60個月的個人所得稅以及五險一金，同時，賣掉了山東的住房，準備在北京購買一處大房子。

“我在北京只能購買一套房，所以，我愿意傾我所有買一處大房子”。他說，去年底今年初他和妻子有空就在北京看房，主要目標是高品質的新樓盤。

今年3月，他看中了南二環邊上的一處269平米的豪宅，并繳納100萬元排號，該樓盤4月初開盤。

然而，3·17新政之后，認房又認貸讓他發現自己突然買不起一套房了，因為他的妻子在天津武清購買住房時曾有貸款，雖然現在已經還清，但依然算二套住房。為了獲得一套房購買資格，他和妻子商量離婚，用王磊的名義購買，然而，很快3月24日新政再次出臺，離婚一年內買房依然算二套。

如此一來，首付比例便由30%提高至80%，相應的首付款也從900萬元飆漲至2400萬元左右，“突然增加的1500萬元我真是難以湊出來”。

4月初，該樓盤開盤在即，售樓處銷售人員不斷對其“勸退”，理由是“你沒有足夠的錢購買，后面排隊的有錢人多的是”。

王磊告訴記者，他不得不放棄高品質別墅項目，轉而尋找符合資格的房子，如果仍然沒有合適的房源，寧愿繼續等待。

5月1日，位于東五環外的萬科某售樓處。新京報記者 金彧 攝

賣房者

遇新政，“再住兩年60平的房子”

與不少慶幸“逃離”的賣房者不同，家住豐臺的張先生倒沒遺憾未在“高點”逃離。

“我不算是剛需，非要現在換不可。”他告訴記者，“而且，富豐橋站的地鐵明年就要修到家門口下面了。”他覺得，地鐵一通，哪怕現在行情不好，“房子說什么都得漲。”

他告訴記者，自己看了位置再往南一些的一套房子，大概80平，“基本上是等價的”，后來又看了個更偏南的回遷盤。

新政前，張先生的算盤是：“我如果把現在這套房賣了的話，做個按揭，換這個回遷盤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大概手里還能剩個100萬，而且按揭壓力不大。”

新政前，他已經找了中介，不過新政一來，首付增加，只好在自己60平的房子里再住“兩年”，不過“好在現在房子也有升值潛力。”

房企

堅守一二線or轉戰三四線，是個問題

在調控背景下，多數房企今年目標制定得保守與穩健。據克而瑞的統計數據，整體來看，2017年房企對外銷售目標較2016年合同銷售額增長均值僅為20%。

與此同時，堅守一二線還是轉戰三四線成了問題。

北京本次調整可謂是史上最嚴——然而反觀開發商在北京的拿地情況來看，競爭情況依舊激烈，從競爭安置房面積到全部自持不準銷售，各房企沒有放棄在京拓展的態勢。

對此，當代置業執行董事兼總裁張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既是因為北京是首都，也因為北京作為一線城市本身市場抗風險能力較強。

“企業要發展一定需要土地，雖然有很多開發限制因素，土地價格也基本侵蝕了開發利潤，但在供給有限、需求仍比較旺盛的情況下，作為企業只能是先保證生存，而且進入北京市場的品牌、規模效益都是企業需要的。”張鵬說。

不過，他亦強調，未來北京市場有可能還會面臨更加嚴苛的政策環境，企業如何確保銷售及去化，如何尋找購買客戶，如何繼續在北京深耕拓展，都是不久之后即將面臨的現實問題。

這一說法成為了開發商的共識。在采訪中，新城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歐陽捷亦指出，從2013年開始，房地產企業形成了回歸一、二線城市的共識，但也就是從2013年開始，一、二線城市住宅用地供應逐年下降。“2016年上海房企中，只有不到10家企業拿到了2-4宗住宅用地，20余家房企只拿到1宗，有很多房企拿不到地。退出一二線城市是很多房企不得已的選擇”。歐陽捷說。

在歐陽捷看來，全國性房企要保持業績增長，只好向三、四線城市發展。在這些本地房企為主的三、四線城市，產品理念及品質檔次相對落后，大型房企通過產品與服務的提升，打破市場原有格局，進而提高房價上漲預期，并觸發一些地區的搶地大戰。

不過，歐陽捷強調，房企在這些城市布局，恰如“割韭菜”，割完一次后，等待長出來需要有個周期。房企在這些城市不太容易深耕，也易導致企業資源浪費。“個別城市受都市圈外溢、都市圈概念影響此前出現全民購房熱潮，這類城市需警惕，房企現在進入有可能會踏空。”歐陽捷表示。

調控政策除了對房企城市布局上有所影響外，對項目的具體執行層面，也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業內人士指出，高端項目迫于限價、限購壓力，可能會推出一定程度的價格優惠進行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