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記者今天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了解到,北京法院酌情提高判賠比例,積極適用舉證妨害制度、舉證責任轉移制度,綜合應用證據保全,財產保全、行為保全措施,不斷提升知識產權審判規范化,打出加大網絡著作權保護的一套“組合拳”。

著作權判賠比例提高3倍

去年12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結作家張煒與北京書生數字圖書館軟件技術有限公司著作權糾紛,二審支持了一審的事實認定,但將賠償標準從每千字30余元,提高到每千字300元,達到現行文字稿酬標準的最高檔。

這起案件源于書生公司未經許可,通過其經營的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系統傳播涉案作品,被認定侵犯了張煒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張煒主張實際損失方面確有難度,書生公司的違法所得又缺少證據支持。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查明,書生公司作為專業數字圖書館公司,不審查所提供作品的著作權就向案外人提供,主觀過錯明顯,該公司還有其他類似案件,說明其侵權行為并非偶然,主觀具有惡意。不僅如此,在此前已有多起類似判例的前提下,數字圖書館行業邊侵權邊授權的行為卻仍然存在。低標準的賠償數額無異于對侵權行為的縱容,將導致侵權行為者因侵權成本低而放棄獲得合法授權的經營模式,進而影響整個數字圖書館行業誠信體系的建立和健全,最終成為改判的重要考量之一。

據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馮剛介紹,過去,著作權案件如果定性沒有問題,賠償數額二審一般不會改判。但近年來,隨著北京法院知識產權保護理念的不斷轉變,類似張煒與書生公司這樣的改判案件不斷增多。僅去年,因一審判賠數額低而改判的著作權案件就有38件。如今,著作權侵權賠償數額比過去的賠償標準提高將近3倍,加大侵權賠償力度已經成為加強網絡著作權保護的重要手段。

馮剛指出,判賠數額無論高低,都不會是法院的“隨意定價”。最高人民法院早已明確,對于被告方侵權數額難以確定的,法院可以根據計算權利人權利損失和侵權人違法所得作出裁量性賠償。實踐中,法院鼓勵原告在遭受侵權損失等方面更多舉證,而當原告舉出證據時,法院也敢于依據這些證據作出較高的判賠數額。

強化名案指引善用程序措施

在備受關注的“中國好聲音”商標之爭中,權利人浙江唐德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以擅自使用“中國好聲音”節目名稱和有關標識構成侵權為由,將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告上法庭,同時提出訴前保全申請。法院召開聽證會后,作出訴前行為保全民事裁定,最終《2016中國好聲音》節目更名為《中國新歌聲》。北京高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知識產權庭庭長楊柏勇說,此案是在訴訟程序上體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典型案例,其提高了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便利性和有效性。

記者了解到,類似這樣的程序性措施,如證據保全、財產保全、行為保全等,在涉網絡著作權領域應用得越來越多,尺度也大了很多。馮剛告訴記者,此類案件舉證責任分配更強調有利于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原則。在侵權數額難以查明的情況下,法院會積極適用舉證妨害制度和舉證責任轉移制度,以此加重侵權人的舉證責任。

在溫瑞安訴北京玩蟹科技有限公司侵權案中,被告公司開發的手機網游《大掌門》,將溫瑞安代表作品《四大名捕》中的靈魂人物“諸葛正我”“無情”“鐵手”等改編成游戲人物,作為噱頭廣為宣傳。法院審理后認定,這些人物是溫瑞安小說中獨創性程度較高的組成部分,溫瑞安對這些獨創性表達同樣享有著作權,據此判令被告公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80萬元。這一案件明確了改編權所涉及的“改變原作品”,不意味著必須改變完整的原作品,改變原作品中能體現作者創作思想的獨創性表達部分,亦構成對原作品的改編,屬于改編權的范疇。

北京高院知識產權庭法官亓蕾對記者說,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涉網絡知識產權案件不斷涌現出新類型,其中很多涉及知識產權前沿問題。北京法院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方面的理念變化和價值導向,很多都在典型案例審理中得到體現。例如,在“脈脈”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用戶信息案中,法院將消費者權益保護作為判斷經營者行為正當性的依據,對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網絡用戶信息保護作出明確指引。

以規范促審判水平整體提升

近日,北京高院新修訂的《專利侵權判定指南》正式發布,為專利民事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更為明確的依據。記者了解到,在涉網絡知識產權案件的辦理中,規范性的審判指南和指導意見,始終是北京法院指導全市類案審理的重要抓手。

據亓蕾介紹,從2010年至今,北京高院先后出臺《關于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關于審理電子商務侵害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等4份規范性意見,不斷總結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需求,以規范促審判質量的整體提升。

規范也是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今年工作的核心關鍵詞之一。該院提出,要根據各個領域案件的特點、規律,進行精細化設計和嚴謹的嘗試,將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理念細化到審判業務的各個環節。其中,針對侵權判賠力度問題,專門組織力量開展調研,對判賠的原則、標準廣泛征求專家學者、版權行政部門、利益相關方等各界意見,召集轄區6個基層法院的知識產權庭開展專題座談,共同謀求制定更為合理的判賠規則,盡可能統一裁判標準。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研究室法官許波告訴記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在該院設立的知識產權案例指導研究(北京)基地為基礎打造的知識產權案例指導服務平臺將于近日上線。利用該平臺強大的數據分析功能,法官能夠精確找到可以有效指導其裁判的先例,獲得相關專業文獻信息,成為借助案例指導制度提升知識產權審判水平的又一有力舉措。

據許波介紹,案例指導基地成立兩年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已有763起案件涉及到在先案例,385篇裁判文書對在先案例進行了援引評述。實踐表明,援引和遵循先例,使得司法裁判的論理方法和資料更為豐富,對法律的理解和適用更加審慎,裁判說服力強,有效降低了個案司法裁判的錯誤,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同案同判,增強了裁判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