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與新中國成立之前蘇州河上的船民無關，當年一個船棚，要擠進幾代乃至幾戶貧苦人家；他們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太湖漁民的船屋不同，當時的船民，父母隨船生產，帶著子女靠岸讀書；　他們和上世紀90年代蘇浙滬的內河航道的運輸戶也有所區別，當年的船是用來運送建材和糧食入滬，而眼前的船早沒了發動機，船體成了違章搭建的“地基”。與數十年前類似的是，船上居民的屎尿和垃圾，依舊“順便”到了河道里；可近些年來，上海的河浜早換了模樣，臟水少了，生態景觀和抗洪排澇功能更被注重，船已漸漸減少。

這幾乎是上海最后的船屋了。4月17日下午15時余，記者目擊了拆船——拖船將一艘“三無”船拖至河邊，岸上挖掘機伸展巨手，直接將水泥船舉到岸上，翻個底朝天，幾下便徹底拆解。近些日子，陸續有違法船屋被拆除。上海正在動真格，鐵腕治水。

記者追蹤，發現這批上海最后的“船屋”，某種程度上也是上海城市發展和社會治理創新的見證。

“漂在水上打游擊”

66歲的河南人老龍至今仍記得，2003年他帶著大孫子來上海的情景。那時，新槎浦河沿岸還有不少田地，小孩剛學會說話，嘴里喊著“那是麥，那是麥”。那一年，上海外環線全線通車，緊挨著新槎浦河的外環路旁，陸續成為綠地。這是普陀和寶山的交界處，緊靠著的綠地歸園林綠化部門管，河岸又不緊挨著村莊，村里管不著。

老龍當年沒想過住船上，而是選擇在附近的新楊村租房子住。到了2006年，逢拆遷，他看到有人家在船上住得挺好，便也花了2600元買了一艘廢棄的船，然后陸續花了1萬多元弄來磚頭、帆布篷，給自己蓋了一間“房子”。錢都是東拼西湊借來的，可他覺得值，畢竟，他在上海有了“固定的家”。那一年，新槎浦河的這一段，不過十來艘船。

記者進了十來間船屋，發現他們來這里的時間各不同，有的人住了10多年，有的來了五六年，最近的則是2015年搬來的。數位船上的住戶，都和記者講述了“打游擊”的過程——在嘉定南翔、寶山大場與普陀桃浦的河道之間輾轉。住戶薛錦秀說，這里大部分的船原來都停在真南路7號橋下，2013年的時候才遷過來；住戶劉秀連說，她的船屋之前一直在寶山區，近年才挪到這里。劉秀連清楚記得，2013年7月9日，某段河道整治，她的船只能躲到一個“沒水沒電的地方”，只能在岸邊地上挖坑燒水吃，堅持了一兩個月受不了，便要挪地方；因為船沒了動力，岸上人用繩子拉，船上人用長篙撐，至今回憶起來都深覺艱辛，常常“挪到一半發現不行，水太淺，走不動了”。

“說實話，我們是有意選了區與區交界處的地方。”有人告訴記者，從地圖上看，這一排船屋處本就是普陀與寶山的“界河”，若沿河往北數十米，便徹底進了寶山區地界，若再往西北方向岔入小河，數公里后便是嘉定區地界。循著“船民”們的指點，記者又在滬嘉高速公路的中槎浦大橋的北側河道上，發現了8艘水泥船，它們看起來十分破舊，用繩子固定在岸邊的樹上，就像水上“棚戶”，其中兩艘被廢棄，已無人居住。

與“定居”新槎浦河的理由類似，這一段中槎浦河是嘉定區與寶山區的界河。船主張堂群指著河對面的一艘船告訴記者，不過數米，一河之隔，就不歸嘉定管了。張堂群的船屋曾在普陀桃浦鎮附近停靠了十多年，5年多前聽聞“整治”風聲，便撐來這里，之后便“漂在水上打游擊”。

就在張堂群的船屋前，寶山區五星村的居民告訴記者，河道曾被整治過，但“這邊整完又跑那邊去”；劉秀連的船屋前，普陀區新楊村的居民也記得，數年前整治時，船屋都已經沒了，可過段時間，突然又冒出來了。

類似的“三無”船屋整治，上海水務部門和各區曾組織過多次，也有不少成功經驗。但其中難點，便在于船屋利用“三不管”的漏洞“躲貓貓”。不過，這種尷尬現今會不存在——上海全面推進“河長制”，落實河道整治的責任，應能走出水污染和違法船屋等問題“反復治、治反復”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