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底，北方正值隆冬，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李際寧行車800多公里，從北京趕赴山西絳縣太陰山下。建在太陰山上的太陰寺，有一方元代石碑，種種跡象表明，碑文與國圖館藏的《趙城金藏》有關。李際寧希望從中找到一些線索，以解開刻印《趙城金藏》的種種謎團。

原太岳區第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史健（原名李維略）之子李萬里，從30多年前就開始了遠行，尋訪數十位老八路，為的是還原抗戰時期父輩浴血搶運保護《趙城金藏》的歷史。

《趙城金藏》經卷

修復前后的《趙城金藏》

在國圖館藏的眾多善本中，《趙城金藏》這部金代雕刻的佛教大藏經，不如殷商甲骨古老，沒有天祿琳瑯精致，比起西夏文獻，文獻類型也稱得上單一。但1933年一經學界發現，《趙城金藏》就廣受矚目，至今仍與文津閣《四庫全書》、敦煌遺書、《永樂大典》并稱為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更有人把這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的珍貴標本譽為“天壤間的孤本秘笈”。

由于史料稀缺，無論是900多年前刻印《趙城金藏》的經過，還是70多年前從日軍虎口下搶運國寶的歷程，學界都知之甚少。就像當年修復人員一層層地剝離粘連在一起的《趙城金藏》經卷一樣，如今人們正在一點點地揭開那些歷史的細節。

“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戰士的血花”

1949年5月14日，北平和平解放不足4個月，彌漫在華北上空的硝煙尚未散盡，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物部副部長王冶秋、中國佛學院院長周叔迦、華北大學副校長范文瀾、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以及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季羨林等各界人士會聚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研討《趙城金藏》修復方案。十幾天前運抵該館的4000余卷《趙城金藏》，正在展出。

“大藏經是匯集佛教經典的大型叢書。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經是北宋的《開寶藏》，此后歷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經的傳統。到民國初年，宋代、元代刻印的大藏經，都只殘存零卷零本了，當時的學術界和寺院都缺少可以使用的大藏經。1933年在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的《趙城金藏》，不僅刻印的年代早、留存的數量大，而且行款與《開寶藏》相同，保留了《開寶藏》的面貌。”李際寧說，北平圖書館對《趙城金藏》的修復非常重視，因此才邀請眾多名家前來座談。

然而，如此珍貴的典籍，一度面臨被日寇掠奪的危險。

20世紀30年代，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就派人赴廣勝寺密商，希望寺方轉讓《趙城金藏》，遭到拒絕。此后趙城淪陷，廣勝寺僧人把經卷全部轉移到寺內飛虹塔佛像內封存，以備不測。1942年春，史健通過內線得到日寇企圖搶奪《趙城金藏》的情報，向中央匯報后，隨即部署搶運。

“在我們到達廣勝寺以前，趙城縣地方干部已經做好寺內和尚的工作，同意我們把經書運出。在地方干部的引導和協助下，我們順利登上藏放經書的飛虹塔二層。”李萬里采訪的王萬榮，時任太岳軍分區基干營一連指導員，據他回憶，當時采取接力的辦法，將經卷一捆一捆地從塔上往下傳送，在院中等候的戰友把經卷傳到塔外裝進荊籃和布袋，用繩子捆好，立即撤離。

“原計劃馬上將經卷轉送到沁源縣太岳區黨委駐地，還沒來得及，日本人的大掃蕩就開始了。”原太岳區二地委秘書長曾遠告訴李萬里，因為沒搶到經卷而惱羞成怒的日軍，直奔二地委機關所在地安澤縣亢驛村。反“掃蕩”出發前，史健宣布了紀律：“人在經卷在，要與經卷共存亡。人在而經卷不在者，回來要受黨紀處分。”干部、戰士們背負著經卷，與日寇展開了周旋。此后經卷輾轉多地，直至1949年入藏北平圖書館，才最終有了一個安穩的歸宿。在保護轉運經卷的幾年中，穆彬、徐生芳、蔡發祥、郭長健、段和生、劉明順等八路軍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949年5月31日，看過北平圖書館《趙城金藏》展的向達在《人民日報》撰文：“三十六年（1947年）冬天在南方見到徐森玉先生，從他那里隱約知道趙城藏的消息。三十七年（1948年）春天鄭振鐸先生又告訴我，洛陽解放以后，共產黨電臺廣播有保存古跡和文物的通告。當時大家都很高興，一方面對于國民黨宣傳共產黨毀滅文化的謠言放了心，一方面十幾年來我們自己的工作都或多或少地同保存文物發生關系，在南方看到一些朋友負責保管抗戰期間南運的文物，流離于荒山蠻洞之中，過那凄涼寂寞的歲月，一聽到北方對于古代文物也是如此的愛護自然更感興奮。五月十四日得參加座談會聽了各位先生的報告，再看看展覽的古代經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戰士的血花。”

每一次研究和發現，都是對佛教文化的探尋

80多年來，在保護《趙城金藏》的同時，學者也對這部稀見的文化寶藏進行著不懈的研究。

“廣勝寺今在趙城縣東南四十里，居霍山南原……殿中供如來像龕，兩壁立諸天像數十尊，間有  毀，大藏經昔嘗庋于像前，作雀鼠巢穴，今猶想見其形勢。”1934年，支那內學院院長歐陽竟無的弟子蔣唯心，從南京只身遠赴廣勝寺，調查這部古本大藏經的情況。他發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首次從學術角度對這部大藏經進行研究，而且從《永樂大典》等典籍中，挖掘出金代人崔法珍斷臂募刻此藏的史料，讓這段長期湮沒的歷史顯露出真容。

學界公認，《〈金藏〉雕印始末考》是最具參考價值的《趙城金藏》研究成果之一。然而，由于原始文獻的缺乏，仍有不少問題蔣唯心沒有給出圓滿解答。

“傳世文獻中，有關崔法珍刊雕大藏經的記載，只有寥寥幾條，而且都源于金代明昌四年（1193年）由趙沨書寫的一篇碑文。‘趙沨碑’早就不在了，碑文也亡佚了，很多細節無從考證。”1994年，在整理館藏文獻的過程中，李際寧偶然發現了一篇題為《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的文章，前半部分正是“趙沨碑”的原文。

“趙沨碑”記載了楊惠溫等同心協力雕刻經板、沙門導遵等參與校正、劉法善等捐助刻經等細節，此前不見于任何傳世文獻。由于此文的發現，明代以來關于崔法珍刊雕大藏經的種種誤解得以渙然冰釋。

既然這篇文章題名為“最初”，那“其后”又發生了什么？李際寧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多年后，太陰寺那方碑名為《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的出現，他才找到了答案。

“過去，學術界認為《趙城金藏》的刊雕地點只是崔法珍所在的天寧寺。通過《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我們可以知道，這部大藏經是多處寺院共同合力完成的，天寧寺可以視作這些寺院的‘總部’。”李際寧說，據《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記載，在天寧寺以外，又“起數作院，雕造大藏經板”，“于新田、翼城、古絳三處，再起作院，補雕經板數圓備”，“這些記載可以證明，在天寧寺‘最初’刻經之外，又有其他寺院后續開展了雕藏活動”。

在《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的碑陰中，還刻有一幅“牌位”示意圖。李際寧分析，牌位的一側是“王公菩薩”開創的太陰寺法脈，另一側是“童女菩薩”崔法珍開創的天寧寺法脈，位列中央的“宗祖律師菩薩”應該是崔法珍與“王公菩薩”共同的師父。這條資料的發現，讓《趙城金藏》雕刻過程中的人物關系、寺院關系逐漸清晰起來。

“《趙城金藏》的發現距今不過80多年，離我們并不算太遠，但是這段學術史已經模糊得難以辨認了。以訛傳訛的‘故事’廣為傳誦，歷史走樣，真相遺失。”在李際寧看來，佛教大藏經的整理、誦讀和研究早已經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佛教大藏經的雕刻、印刷和供養，也早已成為中國佛教法寶供養的重要特色，對《趙城金藏》的每一次研究和發現，都是對佛教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一次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