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委員

鄭孝燮先生自1978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連任3屆。在此期間，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物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以及此后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之中。例如1981年6月，針對當時外貿部門經常深入各地收購文物，客觀上助長了文物偷盜、古墓盜掘及投機倒把，直至最后大批文物外流，先生提出“今后應發展文物復制品出口，并禁止文物原件出口。建議國務院組織有關領導、專家、教授研究，提出意見，慎重決策”。這一建議影響深遠，奠定了此后流散文物保護政策的基礎。

1985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侯仁之、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聯名提交政協提案，呼吁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以利于我國重大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存和保護，加強我國在國際文化合作事業中的地位”。這一提案引起高度關注，同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我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從此拉開了中國申報世界遺產的序幕。經過30多年努力，如今中國已經成為擁有世界遺產最多的國家之一。也正是有先生等前輩政協委員樹立的榜樣，此后歷屆全國政協都有不少為保護文物而深入調查，奔走呼吁，聯名提案的委員，使文物保護成為政協委員義不容辭的責任。

1989年，我在北京市規劃局工作期間，探索設立歷史文化保護區的工作。這一以往沒有開展過的保護規劃目標，當時并未引起人們關注。但是，當我請教先生時，得到了熱情鼓勵和指導，經過報批，北京市政府確定了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2000年，我回到北京城市規劃部門工作后，又開始組織編制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再次獲得了鄭孝燮先生的積極支持。2001年8月，鄭孝燮先生撰寫了“趕快規劃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保護區”一文，指出“這是個化整為零，分散成片，相對集中保護古都歷史風貌的重要規劃方案”，并強調“北京舊城的25片保護區的決策和經驗在當前也是其他歷史文化名城應該借鑒的”。

早在1993年1月，鄭孝燮先生就寫信給當時的建設部周干峙副部長和儲傳亨總規劃師，建議研究改進“舊城改建”的提法。指出“舊城改建”的提法，雖然沿用已久，但是畢竟不夠完善，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別對于歷史文化名城而言，“舊城改建”的提法很危險，會誤導公眾，建議改為“舊城改建與保護”。這一建議經過建設部領導批示后，刊登于《城市規劃通訊》，引起全國城市規劃系統的重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生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城市文態環境保護的概念，指出“在我國，除生態環境保護外，我認為還存在另一種環境保護——即城市的文態環境保護”。什么是城市的文態環境？簡而言之，就是以建筑整體布局形象為主導而形成的貫穿著“美的秩序”的城市環境文明。

“三駕馬車”

在文物系統，提起“三駕馬車”，盡人皆知。面對一些地區出現破壞文物的情況，鄭孝燮先生會同單士元先生、羅哲文先生，馬不停蹄地奔赴當地，及時開展文物保護狀況調查，呼吁對處于險境的文物古跡實施搶救，樹立起挺身而出保護文化遺產的不朽形象。“三駕馬車”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的歷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護單位，河南、河北、陜西、山西等文物大省更是經常留下他們的足跡。從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到山西晉祠、大同華嚴寺；從云岡石窟，到龍門石窟、敦煌石窟；從邙山古墓群，到秦始皇陵、漢魏洛陽故城遺址，從定海古城，到麗江古城、平遙古城。數萬公里的忘我奔走，20余年的大聲疾呼，使一處處文物古跡、一片片歷史街區、一座座文化名城得以依法保護，如今許多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甚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1998年5月，單士元先生病逝，鄭孝燮先生曾深情回憶道：“史無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禍起蕭墻撥亂后，匹夫老馬三人行。三駕馬車二十年，金剛護法叟為先。鞠躬盡瘁魂歸去，灑淚追思悼國賢”。昔日的“三駕馬車”不知疲倦地奔馳在祖國大地，今天三位先生相繼離開了我們。但是他們的精神永存，激勵一代代文物保護者堅定前行。實際上，先生和侯仁之、吳良鏞、謝辰生、傅熹年等專家學者擁有的深厚友誼，也都堪稱典范。人們經常看到他們一起赴文物保護現場調研，共同出席文物保護論證會議，聯合簽名上書呼吁搶救性保護。長期以來，專家學者們之間的友誼，成為推動文物保護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也贏得了全國文物保護人士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