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尋求使用代孕服務的人越來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這位老板那樣的“瀟灑”。呂進峰說，“找我們的人中，99％都不具備生育能力，就想生一個孩子；只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錢找人生。”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機構發布的《2012中國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調研報告》則指出，“調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發病率為10％，兩年不孕不育發病率為15％，10年內無子女占25％。就診年齡最小的23歲，最大年齡40歲。” 呂進峰說，“每個月聯系我們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戶，至少有五六百，業務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長，每年的增幅約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產業的剛需群體，隨著這一群體的增加，代孕中介的從業人員也在急速增長。呂進峰保守估計，僅從他那出去自創公司的就有50多人。《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約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成規模的約有二三十家。狂飆的還有價格。2004年，呂進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結束后，付給代孕母親五萬元，“她就已經開心了。”后來這一費用漲到了8萬，又從8萬漲到10萬、12萬乃至18萬，如今已高達20萬，翻了四番。一些醫療機構也眼紅這個市場，蠢蠢欲動。“沒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說也有兩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純粹做代孕。”呂進峰說。

代孕行業的競爭變得激烈起來。監管的真空更助長了這一行業的畸形繁榮。由于代孕在中國是法律的灰色地帶，沒有任何規則來規范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經營活動。“行業內大部分還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個地方就做。”呂進峰手下的員工張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實際上，輔助生殖技術是高精尖的醫療技術，需要配備全套醫療設備，包括試管嬰兒操作臺、顯微鏡、胚胎培養箱、胚胎儲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純進口，整套設備下來得六七百萬。“很多中介機構使用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淘汰下來的設備，總價不會超過80萬。”整個操作過程需要在無菌常溫實驗室進行，這要求醫院必須裝配有百級層流操作系統，以保證成功率。呂進峰說，他在上海的設備就耗資上千萬元，一套凈化空氣的層流設備不下數百萬。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買幾臺空氣凈化器放在房間里，成本不過千元”。

這就令很多代孕機構的手術成功率難以得到保證。“很多客戶沒有那么多的錢，就會選擇到便宜的機構去做，最后孩子沒生出來，錢也打了水漂。”呂進峰說。沒有技術和實力支撐，很多機構都只是曇花一現。另一家代孕機構的董事長則表示，“這些倒閉了的機構有時直接換個名字就能重新開張撈錢了。”

在這種情況下，因代孕發生糾紛、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詐騙錢財的情況也很常見。比如，在胚胎移植失敗后，代孕機構掩藏真相，偽造產檢證明，繼續向客戶騙取費用。2015年初，《羊城晚報》報道了一對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騙的經歷。一對結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經花了40多萬元之后，被中介以代孕媽媽身體不適等多種理由索取額外費用。這對夫妻拒絕支付，對方以流產相威脅，最終真的給代孕母親做了流產手術。事后，代孕機構又聲稱“胚胎本身有問題”，要求該夫婦向代媽賠償17萬元。也有客戶耍賴反悔的情況。有的人想要生兒子，結果生下來是女孩，就拒絕支付尾款。

代孕產業背后是豐厚的利潤。“做一單業務，利潤在30％-60％之間。”一位曾在代孕機構工作過的財務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給業務員統計工資的時候，她發現，“一個業務員一個季度的提成接近16萬”“一單業務，業務員可以提3到10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