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產業虛擬化的發展，全球城市成為當今人類生存、發展的新型空間單元。但與此同時，在全球社會大流動、利益關系網絡化以及邊界效應不斷弱化的情況下，人口、資本、崗位、服務、管理、科技等要素快速積聚的過程中，致使全球城市也產生了大量復雜而棘手的社會問題。早年發生的美國紐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近期出現的英國成功脫歐、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獲得較高民意支持的西方新動向，充分表明全球城市在爭搶全球經濟制高點的過程，并不是全球城市順利融入全球化、進而創造最具包容性都市社會的自動程序，社會治理面臨巨大挑戰。

充分結合我國國情，吸收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城市的教訓，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并重、社會包容與經濟包容并行、經濟治理與社會治理并舉，才是我國全球城市不斷提升經濟社會引領示范功能、發揮資源全球化配置作用的根本之道。

一、西方全球城市的社會治理面臨著兩大困境

綜觀世界上幾大著名全球城市的社會發展現實來看，當前制約其社會治理創新進程中存在著兩大困境：

一是，早期移民或本地居民出現明顯的反體制、反精英思想和反全球化行為。一般而言，精英主義和多元主義是一個國家或城市經常采取的兩種主要治理方式，而在利益分配相對比較公平、社會福利普遍增加的時候，大多數人比較默認和支持精英主義的統治，而當社會差距過大、社會福利緊張的狀態下，多元主義思想興起，處于社會低層的民眾紛紛對精英治理表示懷疑或反對。這為全球城市的包容治理以及共享社會的建設帶來了潛在的影響。

二是，以收入差距為核心的社會不平等，成為全球城市社會包容治理的關鍵因素。在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下，包括收入、種族、貧困、社會福利等在內的社會不平等，是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個常態化問題，由來已久，但可惜的是，這種不平等狀態，尤其是在收入方面，并沒有因為他們較高的人均GDP或高人類發展指數而減小，而是出現不斷加大的趨勢，如根據美國中文網的報道，2009年占紐約市人口5%的最高收入層中位數為85.7萬元；這批人的總收入相當于60%底層總收入的兩倍；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層總收入是20%最低收入層總收入的42倍。紐約州收入差距超過其它任何州。2014年曼哈頓的基尼系數是0.60，21.4%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46%的人生活貧困或近乎貧困。社會收入的兩極化和中產階級的不斷萎縮，成為引發西方全球城市社會沖突與矛盾的根源所在。

二、我國全球城市破解社會治理難題的五大戰略選擇

由于經濟發展程度、思想文化基礎、政治制度、治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差異，這就要求我們合理評估和認識發展中的國情市情，從實際需要和可能出發，既要反思吸收發達全球城市的教訓，更要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依靠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積極建構符合我國特大城市特點的社會治理新戰略，逐步化解經濟發展中的難題和社會問題，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城市社會。

一是，經濟結構優化與質量升級戰略。近年來的西方全球城市社會運動以及近期的英國脫歐再次說明鄧小平總設計師“發展是硬道理”這一著名論斷的極端重要性，沒有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基礎上的社會治理創新，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甚至是空中樓閣。因此，順應世界經濟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的大趨勢，實體化與虛擬化并重、制造業與服務業并行、高端化和中低端同步，不斷優化城市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始終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有質量的發展，為更多的人創造和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崗位，理應成為我國全球城市創新社會治理的根基和核心戰略。

二是，社會體制創新與改革戰略。從制度意義上說，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創新，實際上就是繼經濟市場化改革成功經驗基礎上的社會建設與社會體制新改革，即學習經濟市場化改革中處理政府與企業之間關系的經驗，加大社會體制的重建再造，妥善處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關系，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同步性。其中，關鍵在于政府需要加大向社會組織、社區、群團組織、社會民眾的賦權力度，擴大社會生存、發育、發展的空間，真正讓社會力量實質性地參與到國家建設、城市治理的進程中來；積極搭建基層社會共治自治的制度框架，依靠社區社會組織、草根力量來治理一定范圍的公共事務。

三是，社會服務供給側改革戰略。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我國新常態發展時期的核心任務這一。而當今，由于外來人口的不斷積聚，特大城市有限的公共服務能力，成為社會治理迫切加以解決的一大問題。因此，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應用到社會治理領域之中，同樣緊迫、同樣有效。具體而言，就是要創新傳統的以政府為主、大包大攬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通過政府服務外包、特許經營、公私合作等形式，擴大公共服務或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規模、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更好地滿足多層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需求，為所有市民創造公平、均等地享有共公共服務、獲得體面生活的機會。

四是，社會資源或財富的再分配與共享發展戰略。世界城市的經驗與教訓表明，當一個全球城市的財富分配、收入分配走向巨大的不平等，進而使得原有的中產階級出現失勢或萎縮的時候，城市就會充滿著不穩定、沖突劇增的潛在風險，甚至帶來極其嚴重的社會騷亂。從這一視角來看，我國的全球城市治理要做好兩點：其一，充分發揮全球城市政府具有的政策再分配權限，破除傳統的按照行政等級、以戶籍人口為依據的資源配置模式，進而實施按城市常住人口為依據的公平資源配置新模式，消除有限空間范圍內的多元不平等格局，開創并實現區際、城鄉之間一體化、協調均衡發展的新局面。其二，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穩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讓更多的人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構筑“橄欖型”社會收入結構，促進社會整體公平，從根本上維護社會運行的安定、和諧與穩定。

五是，社會價值重建與共享包容性戰略。根據倫敦、紐約等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來看，真正的全球城市社會治理，就是如何對一個文化極具多樣化的全球民眾匯合之地，在實現多樣性文化認同、平等交流互動、價值理念重建的基礎上，發揮多樣性的優勢，打造成一個新的文化熔爐、創新之源、包容之所。因此，我們在嚴格控制城市規模的政策導向下，建議政府順應經濟轉型發展和創新城市建設的需要，樹立更加開放、包容的文化理念以及勤奮、善良、參與、交流的社會價值理念，引進多元化、有潛力的中小企業、資本和各類人才或勞動者，讓多階層、多文化、多信仰的全球民眾和諧共存、互通有無，共創、共建、共享城市的偉大創新文明。

作者：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陶希東

（國家社科一般項目“全球超大城市社會治理模式與中國經驗分析研究”的核心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