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

大家都知道，四大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中，除了《紅樓夢》是作者寫出來的，其他三本在沒有成書之前，在民間就已經有廣泛的傳說了，它們就是由民間故事演繹而成的。明清小說之所以發展起來，它就是以說書藝術為母體而發展的。

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水滸傳》里面有108位英雄好漢，每個人都有一段故事，每個人都有一段經歷，每個人還都可以獨立成章寫成一部戲，如魯智深，扈三娘等等。可是，寫得最多的是武松，因為武松有打虎的故事。揚州評話藝人王少堂，有一部書叫《武松》（十回書，又叫《武十回》），就是講武松的十回書，統計起來的總字數，是《水滸傳》一本書字數的五倍。也就是說，五部《水滸傳》才完成了武松這樣一個故事，只寫武松一個人。可見我們中國說書藝人對于民族傳統的故事，它的空間有多大！

當然，它有很多演繹的情節。大家都知道，評書中，一拍驚堂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不僅將上文扣子蓋上了，又吸引了觀眾。王少堂有一次講武松殺潘金蓮，武松用刀挑窗戶環，一點一點怎么挑，里面出什么聲，腦子里想起什么事，想辦法進去后要怎么辦？一直在那運作。整整講了一下午武松都在那挑這個環，挑著挑著，就聽“咔嚓”一聲，這時候，王先生“啪”一拍桌子，“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哎喲，給人急的，都不想走，但不行得明天說呀，這就把人給吸引住了。有一個小伙子死活不走，他說：“王老師你跟我說說，武松到底進沒進去？”王先生就說：“你明天再來聽。”小伙子說：“我明天來不了。”王先生問：“為什么？”小伙子說：“我出差。”王先生又問：“你出差到哪去？”小伙子回答說：“我要到湖北武漢去。”王先生就說：“武漢不遠，離咱們揚州這里不是挺近的嗎？”小伙子急了：“不行，三天的時間太長。”王先生就笑了：“不長，你去吧，我保證三天以后，武松還沒進去。”

從這可以看出，曲藝藝術給我們的文學創作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它的文學性如何而來？它是在許許多多的老藝人通過無數的藝術實踐中得來。

我再講一個老藝人的故事，也是一段關于創作的故事。有一位著名的快板書藝人叫李潤杰，出身貧寒，學過相聲、數來寶，后又拜師學評書，新中國成立后專門從事快板書。雖然他識字識的晚，但不影響他的創作，現在我們能聽到的所有最精彩的快板書作品，都是出自他之手。

很多喜歡曲藝的朋友肯定還記得他的《劫刑車》，這部取材于小說《紅巖》的快板書作品。上世紀60年代初，《紅巖》剛剛面世，他就在廁所里，看到了一張破舊的報紙，撿起來一看是故事連載《紅巖》，正好連載到雙槍老太婆，于是，就把報紙拿了回去，晚上就把《劫刑車》寫了出來。且看它的第一段：

華鎣山，巍峨聳立萬丈多，

嘉陵江水，滾滾的東流像開鍋，

赤日炎炎如烈火，

路上的行人燒心窩。

突然間，黑云密布遮天日，

“嘩——”一陣暴雨就似個瓢潑，

霎時間，雨過天晴消了熱，

長虹瑞彩照山河，

清風徐來吹人爽，

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

我在聽這部作品的時候，沒注意都他寫的詞兒，當文本一放在面前，細讀才發現，它詩一樣朗朗上口的語言，最重要的是其文學性的彰顯。

“華鎣山，巍峨聳立”，寫山不寫高，而寫多，我就琢磨，高字具有文學色彩，多字一般都用在口語中，但是，“多”字真的就沒有文學色彩了嗎？隨后就是“嘉陵江水，滾滾的東流像開鍋”，這“開鍋”就比波濤好多了，開鍋是帶有響聲的，除了翻滾，還有響聲，就是嘉陵江水流湍急的時候，帶著響聲的最好的描述。“赤日炎炎如烈火”，六月天熱的火燒人吶，“路上的行人燒心窩”，都燒到人心窩里了，他把每一句話都寫到了極致。它的文學性就通過通俗的語言描述直接表現出來。突然間，烏云密布遮住了晴天，一場瓢潑大雨就下來了。大雨過后天氣放晴，熱氣消了下去，陽光普照大地，清風徐徐吹來，令人心曠神怡，多清新的景象、多舒適的感受！他用生動的語言，描繪了一幅動態的山雨瓢潑的自然景象。你能感受到，這不是咬文嚼字般的運用，而是信手拈來、準確地運用，這種對語言駕馭游刃有余的能力，與他長期的積累分不開。

曲藝藝人最大的特點，不是重復性的演出，而是創造性的勞動。我常常想，曲藝藝術它不僅僅只是表演藝術，更是一門創作的藝術，這種創作使它永遠帶著一種時代性、革命性的特征，繼續前進著，并進行著每一個不間斷的傳承，因而，它記載了每一個時代的各種各樣的文化信息，成為每個時代的文化符號。

翻開馬季老師的作品，這種作為記錄時代信息的符號更加明顯。我們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候，馬季老師去包頭的《找舅舅》；我們提倡社會主義文明的時候，他有《打電話》；我們登山英雄登上了珠穆朗瑪峰，有了第一次世界級驕傲的時候，他創作了《登山英雄贊》；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取得世界冠軍的時候，他有了《三比零》；我們進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時候，他有《女隊長》；我們歌頌勞動模范的時候，他有《畫像》……一部部經典的作品不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中國的相聲藝術留下了時代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