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執行難是一場系統性的戰役，需要在提升民眾法律意識、改善社會執行環境、增加失信被執行人的違約成本以及加強法院各環節的執行意識方面認真研究，細致工作，在實踐的基礎上最終形成有利的執行環境和有效的執行制度，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執行難成為過去。

自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動“兩到三年內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戰役以來，各級法院都開始積極行動，紛紛加大了集中執行的力度，并制定了解決執行難的細則和實施步驟，法院內部也開始整合集中執行的力量，并取得了階段性的實效。但是，要真正實現讓執行難成為歷史名詞的最終目標，還必須系統地理性分析執行難的成因，建立長期有效的有關執行的制度，改善執行的環境。

從法理的角度進行分析，執行難其實是債權實現難的一種反映。債權是一種相對權，債權人權利的實現依賴于債務人的行為，其能否實現取決于債務人的償還能力和償還意愿。因此債的關系自開始締結起就面臨著兩種風險，姑且可以稱為實體風險和道德風險。債務人無償還能力會造成訴訟判決生效后執行不能，債務人無償還意愿則會造成執行困難。既然債的法律關系中天然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如果在債的締結和履行過程中不對風險進行防范，而將債權實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院的執行上，這不僅是不現實的。其實，自古以來無論中西法律都已經充分認識到債權實現的風險，因此從債的締結到履行和執行都設置了重重的保障措施，包括最古老的債務人以人身作抵押借債，到現代法律中的抵押、質押、保證人以至訴訟中的財產保全等等，都是希望能在債務關系的每個環節都把債的風險降低到最小。但現實生活中，許多當事人缺乏對債的法律關系的認識，也缺乏風險意識，并沒有利用或充分利用法律所提供的各種保障機制，結果造成債務風險的失控或放大，最終給法院生效判決的執行帶來巨大的困難。執行難看似是執行的問題，其實背后反映的是當事人的法律意識和風險意識。因此要真正破解執行難，首先要通過細致的制度設計和法制宣傳，從源頭上切實提升民眾法律意識和風險意識。

從狹義上講，破解執行難戰役所針對的對象是俗稱的“老賴”。這反映了我們頭腦中固有的觀念，認為造成執行難的原因就是債務人不講道德。從個體的角度來評價當然不排除債務人的道德問題，但是如果執行成為社會的難題就很難僅僅歸咎于個人道德原因了。就道德與法律的關系而言，法律和規則是外化的道德，而道德則是內化的規則，如果不誠信和不道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則一定是規則出了問題。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它其實反映的是債務人履約和違約之間的利益和風險算計。簡單地說，如果通過計算違約的收益遠遠大于違約的風險，就會激發一個人的逐利本能而不顧道德和誠信。與此同時，如果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法律環境又使得這種利害算計能夠成功實現的話，那么就會鼓勵債務人進一步鋌而走險。所以，在執行難的背后存在著適合“老賴”生長和生存的社會土壤，也就是說，我們現有的法律規則和社會環境的制約不足以使“老賴”的違約成本大于其收益。盡管現在加強了對違約債務人人身和行為的限制，如限制高消費、司法拘留等等，但總體上還不足以全面震懾“老賴”，或者顛倒其利益算計的結果。比較而言，國外面對違約的債務人措施更加嚴厲。在德國，違約債務人會被載入代宣誓人名冊，其信用記錄將受到社會的質疑。當其完全履行完債務時，才會從該名冊中除名。日本則采取對失信債務人的不動產進行強制管理的措施，以其收益來償還債務。美國則規定如不履行特定的義務，則禁止債務人從事所有相關的其他工作。這些措施都大大增加了債務人的違約成本，使其無法因違約而獲益。這些措施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合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