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的學問態度

現在，常常能聽到“文化大師”“國學大師”，真正能稱得上“大師”的，不僅在于學問做得好，更在于其品行的高尚，他必須能樹立起一種德范。我認為，馬一浮在這方面很厲害。他是20世紀一位特殊的文化學者、儒學大師。

馬一浮是浙江紹興人，出生在四川。他的天分很高，在他兩歲的時候，父親馬廷培時任四川仁壽縣知縣，就給他請了一位當地頗為有名的教書先生何虛舟教唐詩，教過一段時間后，何虛舟就說這個孩子天分很高。5歲隨父母回到家鄉紹興，在紹興上虞縣，父親又給他請了一位老師，教了不到一個月，老師就辭職了，因為這個老師說馬一浮的天分太高，自己的程度不夠教授不了。他的父親又聘請了當時的舉人鄭墨田教他，鄭便為馬一浮取學名為“福田”。

在馬一浮十幾歲的時候，人才濟濟的紹興府舉行縣試，同考的還有魯迅和周作人，馬一浮名列榜首。當時浙江有一位頗有名望的仁厚紳士，名為湯壽潛，在看完馬一浮的文章后，大加贊賞，并“三顧茅廬”要將女兒許配給他，結婚時馬一浮17歲，湯女18歲，夫妻情感甚篤。在他們結完婚，馬一浮的父親就重病去世，誰知父親去世不久，太太湯女也不幸去世，他極為悲痛，蓄發不娶，潛心學問。

1903年是馬一浮人生與為學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的6月，他被遴選為清政府駐美使館留學生監督公署的秘書，職務本身并沒有讓他感興趣，但在美期間使他有機會直接接觸西方的文化和典籍，包括但丁的詩歌、莎士比亞的戲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以及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等，都成為他搜攬的對象。他還翻譯了《日耳曼之社會主義史》《法國革命黨史》等著作。尤其令他意外的是，他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搜求到了英譯本《資本論》。他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得英譯本馬格士《資本論》一冊，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此可見馬一浮接受新思潮的熱情，當時他剛滿21歲。

馬一浮從國外回來，并沒有繼續往西學的路徑上走，而是經過思考、比較后，走上向中國學術傳統回歸的道路。于是，他去了江蘇鎮江金山寺，他在這里翻閱、整理了從國外帶回的各種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結合晚清以來西學流行的現狀，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至于對中國學問的反思與檢討，他用兩部著作來完成，一部是《儒宗》，記述秦漢至近代的學術源流；另一部是《文宗》，記“羲畫以降文藝之盛衰”，體例則以七序、八史、五表、六論“發揮旨趣，著其得失”。我們由此可知，青年的馬一浮眼界之高和學術懷抱之大。

從金山寺搬出來，他又到杭州西湖邊上的廣化寺禪房里住了三年，就近閱讀外西湖“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以至于學林中有馬一浮讀完了《四庫全書》的說法。此說是否真的可靠，已不能完全考知，但馬先生讀書之多、記誦之博，遠非一般學人可望其項背。

豐子愷和弘一法師是他的契友，對他最了解。弘一法師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之多。”馬一浮不僅讀書多，而且能夠融會貫通；不僅能夠融會貫通，而且能夠化做自己的整個生命；不僅化做自己的整個生命，而且從生命中凝聚升華出既屬于自己同時也屬于整個人類的思想和學問精神。通儒之稱，20世紀學術大師中，獨馬一浮最當之無愧。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馬一浮，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的學術精神和獨特的學問態度。

1936年4月底，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蒞校不久，就有人向他介紹，說馬一浮是杭州的瑰寶。于是他便托人探聽馬一浮的想法，看他能否來浙大任教。5月18日舉行校長宣誓典禮，24日，竺可楨便登門拜訪馬一浮，希望馬先生能為浙大學生授課，或者由學生到馬的寓所聽講也行。7月中旬，竺可楨再次拜望馬一浮，準備設專門講堂作為馬一浮的講所。馬一浮做學問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教書，不入講社；二是不寫文章。所以，大家都很奇怪，不寫文章又不講課怎么還能把學問做得那么好。后來，竺可楨又請人寫信給馬一浮，他也不再堅持最初的想法，去了浙江大學。

學問是很內在的，馬一浮對這個有很清晰的界定，他主要是區別知識和學問。他曾說：“從聞見聞”，就是說從聞見得來的是知識，而不是學問，所以并不是知識掌握的越多就是有學問的人。

那么，什么是學問？學問就是把從外界得到的各種知識，化作內在思想和生命的一部分，再通過語言等表達出來，這種轉化過程，是經過了一個自身體驗、明證、思考和感悟的過程，這樣學問就顯現了。學問不是看了很多書、儲存了很多故事，這些還是外在的積累，只有通過內在的感化，才能真正成為學問。

所以，馬一浮曾說：“知識、才能是學問之資藉，不即是學問之成就。”知識、才能是學問的資藉，是一種資源，還不是學問的成就。學問需要知識轉化，知識轉化為內在的修養、修行，才能成為學問。因此，學問和修身是分不開的，沒有好的德性不可能成為大學者。

那么怎樣才能入于馬一浮所闡釋所要求的這種學問途徑呢？也就是說，如要走上學問之路，且不趨于旁蹊曲徑，應遵循哪些必要的為學準則呢？馬一浮在《復性書院學規》中提出了“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博文，四曰篤行。并概括為：“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并對這“四端”“之要”，作了詳細論析，使這位大儒的為學思想豁然而細密地得以全景呈現，又使我們看到他對學問的厘定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