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書遺囑形式要件要求苛刻

遺囑造假違法成本低鑒定難

為什么超過半數的代書遺囑不符合法律規定而最終被認定為無效遺囑呢?現有法律究竟是如何規定的呢?

我國繼承法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繼承人、受遺贈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遺囑必須表示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受脅迫、欺騙所立的遺囑無效。偽造的遺囑無效。

江蘇律師孫韜認為,這里的要求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見證人問題,見證人的人數應是兩人以上,且必須由其中一人代書,見證人人數不足或者在遺囑上簽名的見證人并未代書遺囑等情形均違反法律規定；同時,見證人與繼承人須無利害關系,見證人若與繼承人有利害關系,法律予以禁止。

“其次是見證過程問題。被繼承人訂立遺囑過程中,見證人必須自始至終在現場見證整個遺囑訂立的過程。見證人在遺囑訂立中途加入見證,或者在訂立過程中臨時走開,并未見證整個過程,事后回到現場簽字,又或者見證人自身并未見證,僅是事后聽聞后在遺囑上簽字以湊齊法定人數等情形,都會導致遺囑無效。”孫韜告訴記者。

據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區人民法院審理家事案件的法官周溧介紹,很多老人因在病中,或文化程度有限等,往往請人代書遺囑,其中還有不少請人幫忙打印出一份遺囑。打印遺囑的出現,給法官審判帶來難度。

“繼承法在立法時,打印機并未普及,所以法律并沒有考慮到打印遺囑的情況,這方面法律是相對滯后的。”周溧介紹說,被繼承人的簽字關系遺囑是否是其真實意思,見證人的簽字則關乎代書遺囑是否經其見證,而用蓋章、捺印的方式代替簽字易產生真偽難辨的狀態,影響對遺囑效力的判斷。

周溧表示,在法官看來,打印遺囑更偏向代書遺囑,所以形式完備至關重要。遺囑的簽字、署期等“細枝末節”問題都會關乎遺囑的效力。打印遺囑訂立時間應清晰記載年、月、日,否則訂立時間難以判斷,會增加了解案件事實的難度,同時在有數份遺囑的情況下,遺囑訂立的時間是判斷哪份遺囑為最后遺囑的唯一依據。

“現在遺囑的形式多種多樣,網絡聊天、網上遺囑、錄像或者是其他比較新型、電子化的方式都有,以前的遺囑形式的確是面臨挑戰。”周溧告訴記者。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表示認同。楊立新表示,隨著社會的發展,當今遺囑的形式日新月異。而繼承法規定的遺囑形式只有五種,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這遠遠不夠。以打印遺囑為例,打印出來的遺囑,即使簽名蓋章了,也時常不被認可。

孫韜同樣表示,打印遺囑的性質和效力問題爭議很大,是屬于自書遺囑還是代書遺囑,認識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現象較為突出。“而對于公證遺囑,由于不少老人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加之不想讓一些子女知道自己留有遺囑,所以一些老人并不會選擇這種形式。最關鍵的是,公證遺囑一經立下,將不可改變,這不利于遺囑人真實意思的改變和表達”。

“自書遺囑較少是因為不少老人文化水平不高或年齡太大而不方便書寫。現實中,錄音遺囑、口頭遺囑一般比較少見,因為自古有‘白紙黑字’‘立字為據’的說法,所以通常還是會選擇寫下來。”孫韜告訴記者。

除此以外,一些繼承人為了繼承更多遺產,不惜偽造遺囑。由于偽造遺囑的違法成本極低,導致此類違法行為頻發,由此也引發了大量糾紛。據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介紹,根據繼承法規定,偽造遺囑只有達到情節嚴重時,才有可能承擔喪失繼承權的后果,除此之外我國法律對偽造遺囑的行為并無更進一步的懲罰措施。

“同時,由于遺囑的筆跡鑒定技術長期以來沒有發展、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筆跡區別很大、比對樣本難確定等原因,在實際鑒定工作中,同樣的檢材、樣本,由不同的筆跡鑒定技術人員進行鑒定,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鑒定結論。”陳凱說,因此,在實際案件中,偽造遺囑存在違法成本低、鑒定難的漏洞,遺囑真假問題往往成為雙方爭議焦點,也成為法院審理繼承案件的突出難點。

對此,有關專家建議,應加大對偽造遺囑侵占遺產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采取刑事手段避免此類事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