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對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作出具體部署。在“積極回應社會關切”一項中，要求“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影響市場預期和突發公共事件等重點事項，要及時發布信息。對涉及特別重大、重大突發事件的政務輿情，要快速反應，最遲要在5小時內發布權威信息，在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布會，并根據工作進展情況，持續發布權威信息，有關地方和部門主要負責人要帶頭主動發聲”。

對《實施細則》與《意見》略作比較，就不難發現“回應社會關切”的重要性。今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要求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關注關切，以公開促落實，以公開促規范，以公開促服務，以政府更加公開透明贏得人民群眾更多理解、信任和支持。“回應社會關切”是《意見》四大方面18條具體要求中的一點。到《實施細則》，其不但與“著力推進‘五公開’”“強化政策解讀”“加強平臺建設”“擴大公眾參與”等并列為六項主要工作，且明確被冠以“積極”的要求，指向性不言而喻。

建立“回應型政府”已成為現代政府理念之一。它要求政府部門在制定實施公共政策和處理社會公共問題時，不僅要密切關注公眾的意見、要求、呼聲，更要自覺、積極作出及時、有效的反饋和回應。在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區”“決勝時刻”的中國，“積極回應社會關切”既是政府對自身的要求，也是應對復雜現實的必然。一方面，社會利益多元化史無前例，民眾的權利意識空前強烈，表達訴求渠道日益多樣，使得政府在與民眾“打交道”的過程中，不可能對其視而不見；另一方面，通信手段和交流工具越來越發達，信息龐雜而且擴散效率飛速提升，迫使政府必須對民意作出更快響應。

“5小時內發布權威信息”“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布會”，看似是強制性規定，卻凸顯樹立“及時回應”“權威引導”觀念的緊迫性。梳理過往一些政府部門在重大政策、重大突發事件中遭遇的“危機輿情”，無論是謠言引發“搶購潮”，還是小的突發事故升級為“大事件”，首先是政府部門未能主動帶頭發聲，最后演變為“政府不發言，輿論就發炎”。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是5小時，而不是4小時或6小時？如此量化的依據在哪里？在筆者看來，與其糾結于此，不如將其理解為一種“底線原則”。換言之，5小時、24小時都是“最后的時間”，每個政府部門竭力追求的應該是“第一時間”，才能跑得過謠言和恐慌。

更重要的是，面對重大政務輿情，政府部門要將有效回應與及時回應并重。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政府發言人制度”的普遍建立、“兩微一端”平臺的全覆蓋，絕大多數政府部門在面對輿情時，已基本上告別了“三緘其口”的回避思維和“無可奉告”的強勢心態。然而，透過“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等典型案例，應該充分意識到“積極回應社會關切”，不但講求時間，同時講求“質量”。再進一步，這種“質量”的要求，不僅指每一次回應要盡量切中民眾關注的熱點、焦點，而且整個回應的時間點、流程乃至人選、儀態都要周全到位，以避免“草草結束”“發言人分量不夠”等削弱回應誠意和權威性的狀況。

信任總是在交流中建立，責任總是在陽光下彰顯，這是持續推動政務公開的動力所在。在“回應型政府”日漸成為一種共識性公共價值的時代，“鴕鳥”注定跑不遠。對公眾訴求必須予以及時、權威的回應，不僅要成為常態，而且要更加講究藝術、講求專業性，把理念融入行動，提升回應效果，提高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