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這個名字總是與“八一”“軍旅”緊密相連，表現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電影壯歌《血戰臺兒莊》，展現三大戰役的系列史詩《大決戰》，特別是那部有血有肉的恢宏之作《長征》，均出自其手。

作為第四代導演中的翹楚，擅于軍事題材的翟俊杰以其特有的韌性和情懷，拍攝了眾多的南征北戰，更為蕩氣回腸的革命史一一留下了光影的腳注。

翟俊杰

翟俊杰17歲時在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前。

翟俊杰在《長征》拍攝現場為飾演毛澤東的唐國強（左）說戲。

翟俊杰（戴草帽者）在《金沙水拍》拍攝現場。

有人問翟俊杰，這么多年，為何如此執著地把攝影機對準革命軍事題材？他的回答簡潔有力：“因為我是一名軍人。”

是的，從黃河岸邊的古城開封，到風雪彌漫的青藏高原，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求學生涯，到解放軍報的十年采編，軍綠不改。一旦拿起導筒，扛起鏡頭，翟俊杰的目光更記掛于那血與火的歲月。

三十年來，翟俊杰如同一名虔誠的朝圣者，沿著百年中國的足跡步步探尋，也書寫出屬于他自己的“長征”詩篇。

愛國之家

1941年，翟俊杰出生在河南開封一戶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祖父翟鳳鳴是一位心懷家國的傳統文人，他將自己的三個兒子取名振華、興華、保華，四個女兒取名淑華、愛華、喜華、育華，期冀每個孩子的誕生，都能為中華振興增添一份希望。排行老三的翟保華，字漢生，正是翟俊杰的父親。

身為開封女子師范學校普通國文教員的翟鳳鳴，家境雖不寬裕，卻珍存了不少書籍。翟俊杰幼時記憶最深的，就是祖父屋里濃郁的書香味。

“四歲時，祖父就教我念古文詩詞。我人小，沒有桌子高，就跪凳子趴在桌上看書。‘之乎者也’不太懂，就硬著頭皮背。我到現在依然清晰記得，祖父教我學《岳陽樓記》的情景，他念一句，我背一句，然后逐句講解，直到如今我仍倒背如流。”

古典詩文對翟俊杰的影響幾乎伴隨了其一生，尤其在從事電影工作后，他仍常常從古詩詞中尋覓鏡頭的靈感。譬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是一個鏡頭融入另一個鏡頭的“疊化”；“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不正是“升”的鏡頭運用嗎？而李白的《靜夜思》，宛若一部微電影的分鏡頭劇本，畫面、構圖、人物、情感、色調乃至若有似無的音樂，都包羅其中。

不僅如此，幼小的翟俊杰還從祖父、祖母的講述中，受到許多民間故事的熏陶，像楊家將一門忠烈，包龍圖為官清正；又如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瓦崗寨的綠林好漢……中國人心中最樸實的忠奸之辨，愛恨是非，深深地在一個少年心中扎根。

1938年，父親翟保華參加了抗敵演劇十隊，與《白毛女》的作曲之一、音樂家馬可一起深入城鄉，宣傳抗戰思想。然而，就在翟俊杰出生之際，父親被日本憲兵抓進監獄，遭遇嚴刑拷打。

“我打小就痛恨侵略者，幾歲時就會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我們翟家這個大家庭也為報效國家竭盡了全力。”

的確，除父親外，翟俊杰的二姑也是抗日救亡演劇隊的成員，小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是河南人民廣播電臺第一任播音員。三舅是老志愿軍，四舅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了地下黨。

翟俊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二舅，這位素未謀面的親人在與日寇的鏖戰中犧牲，長眠于太行山上。數十年后，當他籌拍第一部導演作品《血戰臺兒莊》時，腦海中仍回蕩著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二舅文化程度不高，小學沒有念完。臨走時，他從灶里拿出一塊沒燒完的木炭，在門上寫下‘爹，娘。下輩子見吧’，從此杳無音信。多少年后，才得知他參軍犧牲的消息。二舅死后，姥姥、姥爺勸二舅媽趁年輕帶上孩子改嫁。可是，她拒絕了，就這么郁郁而終。”

從小發酵的家國大義與革命之火，讓翟俊杰充滿了軍人的血性。而傳統文化與淳樸民情的濡染，則為他日后毅然從軍，立志為革命書寫鋪就了道路。

軍旅恩賜

由于父親的影響，少年翟俊杰對唱歌演劇產生了濃厚興趣。1958年，他先是考入河南人民廣播電臺學習無線電。第二年，正趕上西藏軍區招收文藝兵，年僅17歲的他二話不說，僅隨身帶了一本《演員自我修養》，便毅然奔赴了喜馬拉雅的風雪高原，由此開始了軍旅生涯。

身為文藝兵的翟俊杰，先后經歷了兩場戰爭，即1959年的平叛戰役和1962年的邊境自衛反擊戰。每逢戰事，文藝兵們必然挺身而出，趕赴前線，鼓舞士氣。

在雪原，在哨所，在草原，在陣地，翟俊杰擁有了一個廣闊的大舞臺。無論前線或是后方，他迅速跟藏族同胞及指戰員打成一片，睡過羊圈、牛圈，躺過墻根、車底。

“高原溫差大，晚上睡覺都不脫衣，得裹著軍大衣，把皮帽耳朵放下來。早上起來以后，眉毛上、帽檐上都結著一層白霜。”

此外，翟俊杰還擔負起掩埋烈士、押送俘虜、站崗放哨的重任。每次戰斗之后，他和戰友一起，用披風一樣的軍用雨衣鋪到地上，把烈士裹起來，雨帽扣在臉上，再挖一個長方形的坑，用兩根粗牦牛繩抬起，牽著四角放進墓穴，擺正。

逝去的面孔中，有許多讓翟俊杰印象至深：當年的班長犧牲時只有21歲，還沒有媳婦；許副連長開戰前會抽著煙，滿不在乎地說：“兄弟，我要是犧牲了，趕緊告訴你嫂子改嫁，該干嘛干嘛。”粗糙的話語，卻是軍人不畏犧牲的最真切寫照。

青藏高原四年的艱難歲月，不僅磨煉了翟俊杰的心性，也讓他沉入生活，窺見了一個鮮為人知、卻異常真實的戰地圖景。

身為戰爭的親歷者，翟俊杰對文藝作品中的戰爭呈現，有著近乎嚴苛的自我要求。

“現在很多軍事題材影視劇失真。譬如端起機槍一通掃射，就不現實，為了節省彈藥，有效地殺傷敵人，多是快速點射；投手榴彈不能投太早，要不敵人撿起來還能往回扔；戰時條件有限，繃帶都會沸水消毒回收，沾血以后會發黃，怎么可能那么雪白？”

不同于書案上憑空編造的粗暴打斗，翟俊杰記憶中的西藏戰斗生活，是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藏族貧苦農奴、犧牲在戰火中的士兵、執行特殊任務的武工隊隊員等無數個體交融而成的。這些面孔清晰可辨，同他日后的鏡頭一樣，既生動多姿，又動人心魄。

在西藏的一天夜里，翟俊杰正和戰友宿營，遠處響起了“窸窸窣窣”的聲音。分隊長領著他們隱蔽搜索，只見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挎著腰刀。

“什么人？”

“我是這附近村子里的，人頭地界都熟，想給你們義務放哨。”那人用藏語回答。

荒野雪夜，藏族老鄉相助令人感動，但軍人的警惕還是讓他們將信將疑。沒想到，老人口音一改，不再說藏語，而用四川話說：“天亮后，請到我家來。”

第二天清晨，分隊長領著翟俊杰幾個人來到老人家，老人則帶他們去了附近的一處深山坳。他們在那里驚奇地發現，這偏遠之地竟有一方小小的簡陋的關帝廟。

此時，老人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本是四川人，當年清朝大臣趙爾豐進藏鎮守邊關，他隨軍出征，惜國力衰微，邊關失守，報國無門。部隊散了，老人四處流浪，成為一名藏民，取名“扎西”，一直未娶，無兒無女。

“只有金珠瑪米（解放軍）來了，才能真正保住西藏邊關。”這位老人的話，翟俊杰記憶猶新。

光影之路

1963年，翟俊杰隨團進京匯報演出反映西藏現實斗爭的話劇《雪山朝陽》，周恩來、聶榮臻、賀龍、羅瑞卿等黨政軍領導前來觀戲。由于舞臺上出色的表演，翟俊杰脫穎而出，得到了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戲劇系的機會。

翟俊杰被錄取了，他演藝道路的又一扇大門也由此開啟。

大學四年，正當韶華，勤奮的翟俊杰沒有辜負好時光，開始了“聞雞起舞”的生活。他學臺詞，學形體，學戲劇表現技巧，努力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維奇·丹欽科、契訶夫、布萊希特等戲劇大家的理論中汲取養料，也從蓋叫天、周信芳、魏喜奎等中國戲曲大師的實踐中繼承傳統的神韻。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畢業之際，“文革”爆發，全國停工停課，部隊文工團無戲可演。一時間，翟俊杰陷入了窘境。隨后，他被分配到了解放軍報，從事了整整十年的記者編輯工作。

軍報十年，翟俊杰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同時也學會了如何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做一個正直的人。

在一次次的疾風暴雨中，總有一些不卑不亢的身影讓翟俊杰銘記，也堅定了他身為軍人寧折不彎的操守。

“記者用筆寫文章，導演就用鏡頭來‘寫’，其實是一個道理。十年記者生涯對我文字與心性的磨煉，在后來的導演事業中大有裨益。”

有一位老電影人，對翟俊杰走上電影道路產生了關鍵作用——他就是八一廠著名劇作家黃宗江。

1959年，黃宗江受總政之命赴西藏深入生活，創作了表現西藏貧苦人民血淚史的電影《農奴》。年齡相差20歲的翟俊杰與黃宗江正是在此間相遇、相識，并最終結為忘年交。

“宗江師可算是最了解我的人之一，他當年就‘斷定’，我是吃電影飯的。”翟俊杰回憶，他和黃宗江常常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談得最多的就是電影。

“黃宗江始終叫我‘小翟’，這個稱呼到后來也一直都沒有改過來。”每憶及此，翟俊杰總是倍感親切。

黃宗江對翟俊杰有一句評價極為精到，就是他“經常能把一些文字性的東西，魔咒似的化為一種電影語言”。這也讓翟俊杰意識到，自己的天分也許正在此處，他也開始思考未來更多改變的可能性。

這次改變很快就到來了。1976年，“四人幫”倒臺，文藝生態得以撥亂反正。隨后，翟俊杰經黃宗江力薦，由解放軍報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

從那一刻起，翟俊杰正式走上了與光影相交的漫漫征途。

到八一廠之后，翟俊杰算是“白手起家”，這需要極大魄力，他先從編劇做起，陸續參演了《鍋碗瓢盆交響曲》《木屋》《黃橋決戰》等多部電影，親口嘗了嘗“梨子的滋味”。

翟俊杰步步為營，逐步熟悉影視拍攝的各項流程，直到后來擔任八一廠文學部主任。

其間，翟俊杰結識了許多編劇“大腕”，如寫《西線軼事》的徐懷中，寫《五更寒》的史超，寫《閃閃的紅星》《戰火中的青春》的陸柱國。共事多年，濡染日久，于他而言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知名電影人卓爾不群的風骨同樣令翟俊杰如沐春風。為人謙遜的于是之，熟知西方的孫道臨，天性豁達的趙丹，為戲入迷的謝晉，如今這些形象在他的腦海中仍栩栩如生。

翟俊杰記得，有一次去謝晉家喝酒涮鍋，只見謝導聊著聊著，便激動起來，蹦出許多不知所云的話。“后來才知道，他說的是還未開機的電影《天云山傳奇》里主人公馮晴嵐的戲。”

如此這般，為戲入迷。老電影人的風采讓翟俊杰心向往之，更渴望親自執起導筒的那一天。

進入八一廠的第十個年頭，由楊光遠、翟俊杰聯合執導的電影《血戰臺兒莊》橫空出世。

這是一部意義非凡的處女作，《血戰臺兒莊》在當時可謂“破天荒”，翟俊杰稱其是“強行起飛”。影片首次濃墨重彩地描繪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驚心動魄，在香港票房收入343萬港幣，躋身當年大陸電影在港票房的前三之列，甚至在臺灣，也造成了深遠影響。

“翟俊杰”的名字，由此一炮打響。

回想起當年的“石破天驚”，如今的翟俊杰多了些風輕云淡。他忘不了與其共同執導影片的“老楊哥”——楊光遠；他也談及演員不夠自己來湊的有趣經歷，親上“戰陣”塑造抗日英烈王銘章將軍。

翟俊杰坦言，藝術需要時間的磨洗，一切好壞都應交給后人評說。

《血戰臺兒莊》之后，翟俊杰的視野更加宏闊。1988年，他自編自導并主演了反映國家大型鋼鐵基地改革建設的影片——《共和國不會忘記》。之后，他加入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攝制組——《大決戰》攝制組，奉命擔任“國民黨統帥部”的導演。

為了再現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上層的真實狀況，翟俊杰用心至深。功夫不負有心人。這部史詩級的大作，最終以其精良的團隊創作贏得了一致好評，其中就包含著翟俊杰在人物塑造和鏡頭運用上的卓越貢獻。

從那時開始，翟俊杰更加明確了自己在電影征途上所要行進的方向。從此一去，雄關漫道真如鐵，他的長征步伐也將“從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