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從事科研、教學等職業的人來說，評職稱是件大事，它與工資、福利待遇等密切掛鉤。但長期以來，我國的職稱評定有“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的傾向，導致大家對職稱評定頗有微詞，有人形容“職稱就如同雞肋”，但又不敢輕言放棄，甚至要挖空心思去騙、打破頭去爭。

這種現象將得到遏制。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突出品德、能力、業績導向，克服“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傾向，科學客觀公正評價專業技術人才。江蘇也將完善職稱評價辦法，向具備條件的地區和用人單位下放職稱評審權。

一心撲在教學上，就是“照亮別人，毀滅自己”

職稱對于大學老師來說，不僅意味著晉升的通道，而且與收入待遇直接掛鉤。張丁（化名）在南京某高校已經從教32年。“從進校時的助教，到副教授，再到現在的教授，一路走下來，真不容易。”他說。

老師評職稱也要論資排輩。“資格老的老師評副教授、正教授，我們這些新人，就從助教開始一級一級往上爬。”張丁回憶說。

教學滿一年后，考核合格，他評上了助教。1989年評講師，要求是“教學5年內，首先教學考核合格，總工作量達到學校要求，同等情況下，如果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優先考慮”。“當時還沒有具體要求發幾篇論文。”

“升副教授需要在國家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5篇，其中在重點期刊上發表2篇。”但有一點很關鍵，就是指標限制。他說，每個學校每年的副教授名額都有比例要求。“這是按照學校或者學院統籌的，因為一個學院的正教授、副教授、講師是有一定比例要求的。如果名額有限，就算符合了前面的要求，也未必在當年能評上，還是要等待。”

要判斷一個人的學問高低絕非易事，這種游戲規則是什么呢？就是“傻子法”：數數。數論文、課題和成果數量。又說要比較質量差異。那么好吧，分等級。于是，就有了權威期刊、核心期刊以及SCI等等和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和成果的區分。這樣，教師的學問高低就被這些東西代表了。

“比如課題，我們當時評副教授時，需要有省級以上一到兩項課題，這就是硬杠杠。現在年輕老師評副教授，可能壓力更大。”張丁說，從副教授到教授時，對課題和論文的要求更嚴格。“課題要求是國家級的，論文除了國內重點期刊，還要在國外發表一些SCI論文。”張丁于1999年評上了教授。

職稱直接跟工資掛鉤。“每個級別至少相差一兩千。退休時，從講師崗位退休和從正教授崗位退休，待遇差別很大。”

對于青年教師來說，更關乎你能否留下來。評職稱跟接課題是正相關的。如果職稱低，接課題的幾率就低。“學校現在都是三年一聘用，如果在聘用期內，沒有做出一定的成果，考核不合格，就會被降級或者解聘。”

張丁感慨道，“職稱這個指揮棒讓很多好老師只能選擇把大部分精力讓給科研、論文，而對學生的關注度不夠。因為評職稱時，教學這塊只是作為參考，權重相對其他幾個要素來說較低。”

張丁也關注國外一些名校的職稱評定情況。“他們首先看承擔的教學任務，比如從副教授到教授，要求5年或者8年，為本科生研究生上過多少課，在這個基礎上，才會考慮。國外高校的正教授可能就一兩個，而且老師的工資不跟職稱直接掛鉤，有可能一個高級實驗師的工資比副教授拿得多，因為他帶學生做實驗，學校會根據他的教學情況來定工資。這讓老師在教學上更有積極性。”

至于國內高校，張丁感嘆，至少他現在所在的大學，“很多老師都形成一個共識，教學好不算什么，做課題、寫論文、評職稱才是硬道理。因為這關乎個人的切身利益。”

從5篇到8篇，不斷長高的“職稱墻”

李偉（化名）是南京一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快40歲的他在2011年評上了副高職稱，也就是副研究員。“大學里分教師崗、行政崗等。行政人員的晉升序列是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李偉說，在高校，大家都非常看重職稱，教授和講師，同樣是上一堂課，拿到的錢完全不同，“估計起碼要高50%吧”。

除了基本工資和講課費，在科研項目的申請上，也會有“不同待遇”，“雖然申請時并沒有職稱級別的要求，但相對來說，如果你是教授，那肯定比講師更容易申請到省級課題，這是可以理解的。”

教師職稱也直接關乎學校的排名。“學校的整體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校有多少院士、教授、講師，每個人都對應著一定的分值，學校當然希望更多的老師評上高級職稱。”李偉說，對于高校老師們來說，評職稱要考的英語(精品課)、計算機那都“不叫事”，受大家詬病最多的還是論文。

李偉評副高職稱的時候，要求發表5篇省級刊物論文，其中2篇要發表在核心刊物上，但現在要求更加嚴格，要求8篇論文發表在省級刊物上，其中3篇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李偉不禁感慨，幸虧自己是管理崗位，比較順當地發表了幾篇教育管理方面的論文。“我們學校有不少老師，教學水平很高，但評職稱時就被論文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