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語言的自覺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物畫呈現更富活力的探索態勢，人物畫家在思想與語言兩個層面逐步走向自覺。思想上的自覺體現于作品中深厚的人文內涵或深刻的批判色彩；語言上的自覺體現為突破寫實性的單一手法，表現性和寫意性手法得到拓展。一些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中國人物畫家創作了一批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之作，表達對這片土地真摯的情感。他們對人物的刻畫和事件的表現，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客觀再現，而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作品具有強烈的悲憫色彩和人道主義精神，代表性作品有周思聰《人民和總理》、楊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黃河組畫》、馮遠《屈賦辭意圖》、韓碩《熱血》、李伯安《走出巴顏喀拉》、趙奇《九一八》、袁武《抗聯組畫》等。

思想上的自覺還體現于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色彩。新時期以來，一批對藝術和人生具有深刻認識的人物畫家，顯示了他們思想型藝術家的理論高度，同時，他們將這一高度轉化為作品中的批判性鋒芒，這種批判色彩在都市題材人物畫中尤為突出。以劉慶和、李孝萱等藝術家以調侃、辛辣的筆調，表達著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反思與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慮與無助。對都市生活的批判實際上是他們對當代人生存困惑的關注。

語言上的自覺首先體現為表現性水墨人物畫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初，德國表現主義以其強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國畫家，他們逐步摒棄寫實手法，脫離客觀敘事，以變形夸張的水墨語言表達主觀感受。周思聰、盧沉夫婦合作的《礦工圖》組畫，是表現性人物畫的經典之作，施大畏的《洗禮——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削弱了主題性人物畫的文學性，強化作品的主觀表現性，追求交響樂般的雄壯和恢弘氣象。

語言上的自覺還體現在寫意性水墨人物畫的振興。在對傳統的反顧之中，水墨的寫意精神成為中國畫家孜孜以求的重點，對傳統意象造型法則的重新解讀以及對西方現代藝術的自由借鑒，使得寫意性水墨人物畫得到新的發展，比如田黎明對印象派光影和傳統沒骨畫法的融合，張培成對西方構成主義和中國民間美術的融合都是成功的例證。寫意水墨人物畫在戲曲題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現。戲曲的高度概括性與水墨的寫意性具有某種契合之處，早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關良開創戲曲人物畫時，即繼承了傳統簡筆水墨的寫意精神，筆墨簡練，意味無窮。20世紀80年代以來，朱振庚、韓羽、馬書林等諸多藝術家，在戲曲人物畫創作上表現出新的探索。他們對傳統寫意精神的再度挖掘，對自我情感的自由表達，對個性化和時代性的強烈追求，使得新時期的寫意水墨人物畫在語言自覺的層面上取得可喜的成績。

現實的光芒照耀著藝術的天宇，藝術的光芒輝映著現實的蒼穹。“現實的光芒——中國畫現代人物畫研究展”基本反映了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中國藝術的變革與創新，展覽呈現的不僅是中國現代人物畫異彩紛呈的發展概貌，更從藝術的角度反映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蓬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