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學者越來越多地走向世界，參加歐美學術會議，發表英文論文，加入各類國際學術組織，卻對周邊國家的情況知之甚少，對于有些國家和地區的了解，幾乎是白紙一張。

近日在韓國參加一個來自亞洲十余個國家的專業學會的聯合會議，感觸很深刻，也很汗顏。深刻主要體現在，這是我第一次比較全面地了解到鄰國的同行們正在從事的研究工作，其中很多新鮮的觀點和概念是我前所未聞的，刷新了我的專業認知。而汗顏也便隨之而來：中國的學者越來越多地走向世界，參加歐美學術會議，發表英文論文，加入各類國際學術組織，卻對周邊國家的情況知之甚少，對于有些國家和地區的了解，幾乎是白紙一張。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印度尼西亞的新聞學教授。在與她的交談中，我驚訝于她對中國深刻而全面的了解，但我卻完全無法以同等的方式去“回饋”她。她給我詳細講述了印尼本土新聞業的一個獨特概念：crab journalism。這個概念是如此新奇，也極富印尼文化色彩，但我卻對其一無所知。我們所知道的，仿佛只有英美的客觀性新聞專業主義，以及它在中國的變種。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觸，回國后跟同行交流，發現大家也大抵如此。

我想，中國像我這樣的一些知識分子對鄰國情況的無知，大概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根深蒂固的“大國”傲慢及其產生的文化偏見，這使我們時常覺得周邊國家不過是一些邊緣文化地帶，“不配”得到嚴肅的觀察和考量。第二個原因，是英語在國際文化傳播與流通領域的強勢地位，這種顯然不大正常的強勢帶來了一個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我們想要了解任何中國之外的概念，英語的資料總是最豐富的，也是最易于獲得的。于是，一種故步自封的集體心態便彌漫于我們的知識分子群體：自己的文化最重要，其他文化要么無足輕重，要么也只是英語透鏡中的無根影像而已。

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有很多操作性的方法。比如增強亞洲國家之間的交流，比如促進國內對其他亞洲國家文學、電影、新聞等文化產品的翻譯。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知識界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看待世界的“范式”。須知，全球文化并非只有“西方”和“中國”兩極，而更類似一種社交網絡般的網格狀系統，關系幾乎存在于任意兩種文化之間，如果忽視了對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關系的掌握，我們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文化的現狀和內涵。

在政策的層面上，則應積極鼓勵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化界與周邊國家展開豐富的民間交流，盡量不要因為外交或地緣領域的摩擦而為這種交流設置障礙。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在內心深處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平視的高尚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獲得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者所必備的那種謙和與遠視。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