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醫院不納入編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銜接辦法”。全面取消事業編制后，高校行政人員的晉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長還有副部級嗎？

一句“高校校長還有副部級嗎？”不免令人莞爾一笑。有網友透露，某校長仿佛生怕世人不知其級別，在名字或校長后括號（副部級）。此事真偽待證，但我國確有為數不少的副部級校長以及多如牛毛的正廳級校長。有數據稱，我國有33所副部級重點大學，其中的代表包括北大、清華、人大等等。

大學校長是不是官員呢？有人也許會問。他們亦學亦官，亦商，可稱他們為學官，不少大學校長直接從行政官員轉任，他們能不是官員嗎？

其實，高校去行政化早已是大眾共識，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6年前，中央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即指出，各大高校要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將取消“行政級別”。遺憾的是，盡管眾望所歸，但坊間的感受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高校去行政化進程顯然與公眾預期相距甚遠。

如今，人社部再次吹響去行政化號角，再次帶給公眾浪漫憧憬，但是，去行政化何其難矣，且不說會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必然阻力重重。即便按人社部設想，全面取消高校的編制，也讓人擔心，單純拿編制開刀，行政化是否還在？如果校長依然權力通吃，如果教授治校仍是中看不中用的畫餅，如果資源分配仍然以價格為準，取消編制又有何可狂歡？

關于高校去行政化，我們不妨有兩個小期待。一是還原高校純粹的學府定位，還原校長的身份意識。高校畢竟不是官場，官場的那一套別用在學校里，而一校之長也別把自己太當回事，唯我獨尊。

這就不能不提梅貽琦。一說到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名言，人們自然想到他的那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其實，梅貽琦還有一句有意思的名言，“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前一句話，是說大師之于大學的重要；后一句話，是說校長如何對待教授、對待大師。試問，校長有多少校長愿意給教授“搬凳子”？我們倒知道，有的處長像訓孫子似的訓教授，真是本末倒置。

二是高校的各級行政人員也別拿自己當回事。時任南科大校長的朱清時先生，以改革著稱，他也感嘆“去行政化”太難。一個例證是，他和同事們在招聘南科大管理人員時，有一個在另一所高校工作過的小伙子來應聘，一上來就說，“我已經是科級了，所以我到你們這里來，就算沒有行政級別，但是我至少也得是副職部門負責人”。朱清時就跟他說，現在沒有這些位置了，你這么聰明，南科大需要你，會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崗位上，將來會有晉升的機會。當時，對方沒有馬上決定，朱清時本以為他會來，但他最終還是沒有選擇南科大。如此言行，或非孤例，我們還指責這個年輕人嗎？

北京一所名校的時任校長高調反對取消高校行政級別，原因是，“中國目前是以行政級別來衡量社會地位，住房、醫療、政府談話、民間交流，全跟行政級別連在一起，沒這個什么都干不了”。該校與政府部門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關部門，主體辦事人員是處長，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煩一次北京市的主要領導，沒有行政級別就很難有機會見到領導。顯然，如果不改變通行于世的官本位，高校單兵作戰，恐怕性質不遠，也意義不大。

不管怎么說，開弓沒有回頭箭，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勢。高校需要教育家，這是建設一流大學的基礎。溫總理說過，現在的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二是讓教育家辦學。毋庸諱言，我國大學不缺校長，缺的是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為此，期待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不僅加速，更應徹底。改革名副其實，才能不負眾望。（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