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資金投入提高科技應用

無論是高山草甸,還是林地湖泊,它們既是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寶貴財富,也是祖國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然而,不難發現,這些重要的屏障都具有人跡稀少、面積廣闊、環境復雜、生態脆弱等一系列客觀特點。呼倫貝爾市27個自然保護區,有16個無事業經費來源。西藏僅有293位保護區專業管護人員,承擔對41.22萬平方公里保護區的管護任務。如何克服這些難題,直接考驗我們的智慧和決心。

據了解,近幾年,環保部運用環境衛星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遙感監測體系,定期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展衛星遙感監測,通過衛星遙感監測和實地核查相結合的手段,及時發現并處理了一些保護區問題,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全國政協委員樸英認為,自然保護區一般處于人煙稀少的區域,所以應該重視通用航空、衛星遙感等科技手段的應用,既可以收集最新、最及時的數據信息,也可以減少人力成本,提高管護水平。

她的觀點得到了調研組的贊同。大家認為,無論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還是省市級的保護區,都應該加大資金投入,提高科研監測能力,同時在管護設施、科研監測設施、宣傳教育設施等方面提高標準,為自然保護區的建設與管理工作做好“后盾”。

委員們還建議,應優化和整合相關財政資金,逐步理順、整合并穩固自然保護區資金投入渠道,分階段將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理運行經費納入中央預算,屬于中央事權的以中央財政投入為主,屬于地方事權的由地方財政投入為主。

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實現保護收益對等

我國的自然保護區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僅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六省、區的自然保護區面積就占了全國的2/3以上,這些保護區大多處于老少邊窮地區,扶貧攻堅任務艱巨。而目前,我國實施的生態補償主要有天然林保護工程、公益林補助資金,部分地區試點野生動物肇事補償等,產業扶持、技術援助、人才支持、就業培訓等補償方式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存在生態補償對象和范圍不全面、補償標準偏低等問題,未能充分體現保護優先原則。

委員們在內蒙古了解到,國家主體功能區中列為禁止開發區域沒有建立相應的生態補償機制,沒有針對濕地的任何補償,影響群眾的參與積極性。目前,國家級公益林盡管已提高到20元/畝左右,但實質上僅是對生態公益林管護的補助,林權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合法利益并未得到足夠補償,林農管護生態公益林與經營商品林的經濟效益相去甚遠。

西藏有關部門反映,家畜與野生動物生存空間交叉重疊現象不斷擴大,野生動物造成家畜、設施損害案件持續高發,僅2012年,保護區內野生動物肇事共造成牲畜損害1.6萬多頭(只、匹)、房屋500多間、食物1.8萬斤,直接損失達1926.56萬元(不包括草場損害,主要是野生動物對家畜、老百姓人身安全造成的損害),而國家每年給予西藏的補償資金僅為120萬元。

周寧委員建議,應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西部經濟欠發達、生態脆弱區域的地方級自然保護區為重點,完善國家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將其納入國家生態補償范圍,以保障生態資源保護者的自身效益,實現環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王偉委員提出,參照公益林補償標準,將保護區濕地生態系統納入生態補償體系或轉移支付體系,用于保護區日常工作開展及基礎設施投入和區內禁牧牧民生態補償。將自然保護區所有林地全部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公益林,提高自然保護區內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積極探索水、電、旅游等經營收入轉移支付補償辦法。

討論中,委員們建議:應探索運用森林碳匯、碳排放權交易、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生態產品服務標志等補償方式,完善市場化補償模式。運用經濟、法律手段,探索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引導和鼓勵開發地區、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流域上游與下游建立橫向補償關系,采取資金補助、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方式實行橫向生態補償。要進一步完善水、土地、礦產、森林、環境等各種資源稅費的征收及使用管理辦法,提高各項資源稅費使用中用于生態補償的比重,并向欠發達地區、重要生態功能區、水系源頭地區和自然保護區傾斜。

……

高原的白天,褪去得很晚,就像委員們一路的討論,久久不愿停止。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作為“十三五”時期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綠色發展”成為如今最需要關注、最需要重視的一場變革。保護生態平衡,建設山清水秀、綠色富饒的“美麗中國”,不僅是國家的戰略目標,也是老百姓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