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一行三會”官員的離職潮勢頭不減，外界的討論和思考也似乎更多。輿論多從個人晉升、薪酬待遇等方面解讀官員離職現象，然而在我看來，“一行三會”的官員下海不僅事關官員個人職業的規劃與轉型，更事關金融監管機構和實務機構的人才互流，這種互流若能走向常態與均衡，對于二者都大有裨益。

當然，隨著市場化程度加深和體制內的人事改革推進，在人事流動上，近年來體制內外的壁壘正在趨向弱化，“一行三會”只是其中的一個領域而已。金融領域的特殊性在于，受益于中國居民的財富積累，目前金融領域正在迎來一輪發展契機。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機遇催生了官員的下海潮，今天“一行三會”的官員下海，則很可能是看到中國金融的發展迎來了機遇期。

在人才互流的意義上考慮官員下海更有意義。如果說廣義的金融圈包括了學界、政府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實務機構，那么在海外的金融圈，人才在這三個領域的互流是很常見的事情。比如，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出身經濟學家，卸任美聯儲主席后，加入了華爾街的對沖基金公司，橫跨官產學三界。從一般意義上講，擁有多重任職經歷的綜合性人才更有價值，因為不同領域的獨特經驗，能夠為相關的領域帶來有益的啟發和借鑒。

就我國而言，“一行三會”的技術型官員們往往學理扎實，并且在監管實務、宏觀判斷方面受益于豐富的政府任職經歷，因此更為貼合金融實務機構的業務發展需要。具體而言，一方面，下海的官員們熟稔于金融監管的各種規定，而且具有一線的監管經驗，因此有助于金融機構提高業務的合規性，同時也降低了金融機構與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成本。另一方面，監管機構的官員對中國經濟、金融宏觀面的認識更為到位，對政策的把控力更強，這種宏觀的把握，對于金融機構開展微觀業務是極好的輔助。

不過，我們目前的人才流動還不能說是成熟的。一來，目前的官員下海，有金融機構挖政府墻角的感覺，體制內的人才流出較多，從金融機構或其他領域的流入和補充較少，這說明政府的人事改革要繼續深入推進，否則政府有人才流失之虞。二來，人才流動的層次還不夠高，流動的去向也不夠合理。這一點表現在，司級和處級官員的流出比較常見，更高級別的官員流出則較為罕見。另外，人才流出后的去向多為國有背景的金融實務機構，包括國有背景的銀行、保險公司和基金公司，去私募機構的則不多。

現代社會的活力部分來自于人才的自由流動。在金融領域，現在是中國金融業轉型發展的機遇期，技術型官員的加入對于金融機構是有力的人才補充，從更長遠的角度考慮，金融實務機構和政府監管機構的人才互流對于雙方才會有更好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