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研究中心年度講座請來巫鴻教授主講，連續三天主題為“空間的美術史”講座，通過巫鴻教授以往做過的中國美術史的個案進行總結和思考，對“空間分析”的語匯和方法進行初步提煉，試圖考慮建立美術史研究中的一個方法論的可能性。

幾乎就在同時，浙江美術館舉辦了“真山難老-傅山作品展”，66件組作品是傅山作品較為全面的一次展覽。專注研究傅山的藝術，對其生平和文本了如指掌的學者白謙慎，從展覽伊始就舉辦了相關的講座和導覽，從作品的背景、創作和后代考究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的解讀。

臨近暑假的中央美術學院，一場小型的專業性極強的中國畫學讀書會正在舉行，首次開講的是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于洋，他選擇導讀評析的是來自高居翰等編撰的《不朽的林泉-中國古代園林繪畫》，對于這樣一位研究中國美術史的西方學者，以客觀和嚴肅的態度辯證的去看待其所呈現的問題。

也正是在于洋組織的這個讀書會的討論中得以啟發，有關于中國美術史學的研究方法論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采訪中涉及到的重要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書目資料

尤其是巫鴻教授和白謙慎教授在國內頻繁的學術講座和展覽，其中白謙慎更是結束了執教18年的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到中國浙江大學任職。巫鴻教授亦是擔任了第十屆AAC藝術中國的學術總監，同時作為中國古代美術史研究的學者，巫鴻教授策劃了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重要展覽，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和中國當代美術史研究學科建設的重要力量。

細看兩位學者的背景，同為在海外學習和生活的華人學者，他們既有中國基礎學習的本土性，同時又帶有西方學術研究的觀點性，他們成為當下中國美術史研究中的重要學者，他們的個案性與中國美術史學史學科建設，或者是中國美術史研究方法論的開拓有什么樣的啟發?

稍早于他們的西方學者，例如上文中提到的高居翰，以及蘇立文同樣是研究中國美術史的重要學者，他們作為純粹的西方背景，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巫鴻、白謙慎兩人有什么不同?而以中央美術學院為中心的本土美術史研究中，王遜先生、邵大箴先生、薛永年先生等學者的研究突出的又是什么?

由巫鴻OCAT講座、白謙慎解讀傅山、于洋主持的讀書會等引發的關于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思考

在這相互交融的中西方背景各不同的學者研究中，他們分別處于中國美術史學史的不斷階段，作為個體的研究學者，其研究方法亦是不同，我們也試圖在這個討論中去梳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美術史研究方法論的演進，以及如何去看待今天的巫鴻教授和白謙慎教授的研究。

“中國美術史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八十年代以前比較注重的是形勢分析和風格學的建立，八十年代以后注重的是藝術社會史，這也是和西方藝術史界的大環境有關系。”浙江大學教授、著名藝術史學者白謙慎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白謙慎教授所說的“西方藝術史界的大環境”，在中國美術史研究尚未成形的時候就開始介入，這種從開始就存在的“西方基因”也一直影響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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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而來”的脈絡

如同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畫創作的問題，在對于外來事物的態度中，形成了態度明確的三大陣營，傳統派、革新派以及中西融合派，這些問題和現象輻射至今，其實也是中國美術界一直都在面對的命題。

對于中國美術史學而言，更是在百年的時間內，經歷著各種研究方法輪的變化，從“西學引進”到“本土演進”，出現了一批重要的研究學者，同時也奠定了中國美術史學科建設的基礎。包括徐悲鴻、林風眠、高劍父等藝術家都是以中西結合的思路來審視和革變中國本土繪畫的，史論研究與創作兩條線在吸收西學的層面上是平行的。

“上世紀二十年代受到德語寫作美術史的影響，如藤固赴德國柏林大學去留學，回來后結合西方藝術史方法論撰著了《唐宋繪畫史》、《中國美術小史》等，都是參照了德語系美術史寫作的方法與邏輯，比如他從美學角度以利普斯(Lipps)的“移情說”闡發中國古代畫論思想，以進化論的理路梳理中國美術的發展等。這也是我們所說的‘西學引進’的實質性的最初脈絡。”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碩士生導師于洋在接受雅昌藝術網記者采訪時說道。

陳師曾《文人畫之價值》書影

實質上，我們來看中國當時赴海外留學藝術家，以徐悲鴻、林風眠等人為代表，走出國門的藝術家們來到了世界美術的中心，一下子打開眼界的他們，被西方現代美術思潮所震撼，在他們的創作中自覺或不自覺的都受到西方的影響，回國之后的他們以中西結合的思路來審視和改革中國本土繪畫創作。而此時的中國本土，也在為中國畫的發展而爭執，康有為的一聲嘆息雖帶有某些情緒，但“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弊極矣”已然有初端，尤其是針對中國文人畫。也正是在這個論調之下，出現了陳師曾所撰《文人畫之價值》一文。

“陳師曾這其中也受到了一些西方進化論的影響，包括當時社會中比較流行的達爾文主義的觀念影響，實際上就是用西學重新闡釋中國的傳統，重新證實傳統的合理性、合法性。”于洋進一步說道，而其實陳師曾早年間留學日本，他本身也是具有放眼世界的開放性思維。

延續這個線索來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美術史論，和藝術創作所思考的問題一樣，在受到西方主義的影響之后，較多人的觀點是中西融合之下的改變。但同時于洋也在其研究中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很多二十世紀上半葉很多畫家的理論思想與創作風格存在矛盾的現象，比如說他的畫論是一個觀點，而他的作品中是另外一個觀點，這個時候我們怎么去認知他的主張?這是需要思考的。但比如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等這些畫家，確實是在畫論和創作中多是言行合一的，這些畫家本身也是復合型的理論家，這也正延續了中國古代以來畫家治史論的傳統。

傅抱石《中國美術史》研究手稿

但不可否認，這一時期的中西融合的討論，影響了接下來的中國美術史學者的方法論。

“我基本上用的是比較傳統的唯物、辯證的一種思考方法，其實這種方法是德國的傳統，就是實事求是，按照古代的從事實出發，加以辯證的分析和比較之后再得出結論，現在的研究方法就是從那個時候演變過來的，并且是在時代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名學者邵大箴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但其實伴隨著各種陣營的紛爭，尤其是進入到下一個階段時，海外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人員的主體以白人學者為主，只有少數的華人學者。

“海外的研究，比較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瑞典學者喜龍仁(Osvald Siren)，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國繪畫史。此后，在研究中國繪畫方面，還有羅樾(Max Loehr)，再往后便是蘇立文、艾瑞慈、李雪曼、高居翰、方聞這一輩。當時的白人學者比較多。華人學者著名的，有方聞先生和李鑄晉先生。”白謙慎教授對雅昌藝術網說道。

但是進入到這個時期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這些研究者和作品以及博物館的關系都比較接近，其中相當數量的學者都有自己的中國藝術品收藏，而他們的研究方法也是注重鑒定和形式分析。這和下個階段中我們所要提到的“本土演進”的研究學者有所關聯，尤其是和上個階段中西方方法論有很大的改變和推動。

如何在“本土演進”？

正如邵大箴先生所延續的這種研究方法論，在西方主義包括寫作方式的影響下，我們在內核中也面臨著“傳統”的問題，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甚至會主動回避掉一些根本性的內核問題。

著名美術史學者：王遜先生、薄松年先生、邵大箴先生、薛永年先生

王遜先生、薄松年先生、邵大箴先生、薛永年先生是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學科建設中的奠基者和重要推動者，和上文中我們所講到的畫家治史論所不同的是，他們的著眼點是美術史研究，但又不喪失藝術的“本體”。

如果我們直接的來理解“本體性”，應該就是“畫”。就是上文中白謙慎教授所提到的學者的研究側重點。建立在西方科學基礎之上的圖像學、社會學誠然有學科的嚴謹性，但是如果單純的用這些學科的方法介入到藝術史的研究中，生用西方方法論“套”，就不會出現今天的中國美術史學科建設的多樣性了。

“我認為近現代美術史研究實際上還是應該站在一個本土傳統價值延展的角度之上，因為我從來不認為在任何時候我們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一個異質文化之上是可靠的，試想用西方的邏輯、西方的語境、西方的語言來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許會有一些嶄新的、有趣的結論，但問題顯而易見，就是容易失去‘本體性’。”于洋一針見血的指出這其中的問題。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于洋就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美術史研究接受雅昌藝術網專訪

“首先這些前輩學者面對美術史的研究方法論的主干是中式的，是本土的，這其中包括研究者的價值觀、學科理論等是具備本土的特點。所謂‘本土’的研究方法其一是更為重視文獻的考據，這種考據的根源也受到乾嘉學派的影響;其二是和藝術本體相結合的讀圖能力、識讀作品的能力非常強，真正能夠讀懂畫;其三是這些研究者的思路非常嚴謹，同時他們的美術史敘事理路是中式思維、漢語思維。但是我們來看今天的寫作，比較廣泛遵從演繹法，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實際上是西式語言邏輯的影響。受西方現代學術方法影響的融合，也是一把雙刃劍，可以互為增益，但不宜喧賓奪主。西學方法是可以有所啟發的，但是始終來講“他山之石”不是“本體”。前輩學者們在對于西方方法論的借鑒問題上有過很多反思和討論，值得借鑒。”于洋對雅昌藝術網說道。

當然，在薛永年教授等前輩美術史學者的“本土演進”的推動之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有了中國自己的意識。

“我們過去的美術史研究相對有些粗略和僵硬，我們不能像西方研究那樣或者借助整個西方潮流的觀察方法而建立起我們自己的體系，但是我覺得中國的美術史研究以及形成了自己的獨立思維，我們能很好的把美術史研究的圖像問題做一個研究對象，探討‘本體性’規律已經開始了。”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遠小近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本土”之外的個案：高居翰與蘇立文

而在這樣的“本土演進”的過程中，除了薛永年教授等，高居翰、蘇立文兩位中國美術史研究學者的方法論在某個階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最初的西方學者的研究有所不同，高居翰和蘇立文兩位學者研究都帶有偶然性，同時他們都有收藏中國藝術品。

高居翰中國繪畫史研究系列著述

“蘇立文、高居翰等很多研究中國美術史的西方學者，在最開始對于東方、對于中國美術研究的初衷上，帶有個人經歷乃至家庭背景的因素。再往深去看，他們最開始的研究其實仍是從西方中心論、“沖擊-回應”論的角度關照東方，當然在這個姿態脫離了異國情調之后，進入深入研究之后，他們研究了很多中國繪畫史的課題，也逐步的形成了既定的價值觀。同時我們也看到，蘇立文、高居翰等歐美學者和很多民國時期以來的中國畫家都有多親身的交游，他們首先是那些畫家、那段畫史的見證者，且相對比較的中立和客觀。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他們的研究也確實規避了國內很多意識形態的規定與束縛，所以相對而言確實起到了‘他山之石’的效果，可以站在一個文化的距離之外去研究和寫作。”于洋首先從研究契機與操作層面來看高居翰和蘇立文兩位純粹西方學者的研究。

以高居翰所撰《不朽的林泉-中國古代園林繪畫》為例來看，這本書其實是以個案加專題研究結合的方式，從明代山水畫家張宏《止園圖冊》的圖像資料出發，將藝術史與園林史、圖像與史料、繪畫創作與建筑測繪相結合。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張宏《止園圖冊》的部分作品其實是高居翰個人的收藏，雖然存在某些程度的“自夸嫌疑”，但是其中的研究和寫作方法確實值得思考的。

蘇立文《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書影

“蘇立文先生的貢獻主要是介紹中國藝術，他的《中國藝術史》、《20世紀中國藝術》等書我也一直作為教學時用的教材。他是最早比較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中國近現代藝術的學者，但是他的專題研究比較少。高居翰先生則雙管齊下，除了概論式的作品，也有很多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而且，高居翰先生的學術創新和學術方法的意識很強，不少著作都是帶有開拓性的。”白謙慎教授指出兩位西方學者的不同之處，同時也強調了兩位學者對于中國藝術史發展的不同推動。

遠小近教授在談及到高、蘇兩位先生對中國美術史本土研究的貢獻時也表示認同。

“現在我們流行的圖像學和社會學在研究中相結合，尹吉男先生很好的處理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進步，但是我們來看當時的社會學研究高居翰是有貢獻的，從他們之后，我們開始有意識真正關注因果關系，是不是美術史研究的特征和真正對象，這個主要是看圖像，看圖像背后的東西，我們開始真正的看圖像了，這是好的事情。”遠小近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對于中國美術史研究中的圖像學、圖像志、社會學等在內的研究方法，于洋也表示這種從海外引進的觀念，已經深刻的影響了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美術研究。

“這使得我們中國學者對照式的重審中國自身繪畫史學傳統，西方學者在研究梳理的過程中，運用了包括圖像學、圖像志、社會學、民族學等在內的研究方法，帶入到中國畫的研究中。比如華人學者方聞先生的研究，就是用圖像學的方法梳理宋代山水畫的圖式和結構，這是西方美術史學者賦予我們美術史研究的一個新框架。”于洋說道。

在我們美術史研究的新框架中，正如遠小近所說的如何做到換代交替是重要的。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美術史學者尹吉男先生

“就像尹吉男先生這一代，怎么樣把他們的研究和新的年輕學者的研究交替好，可能對于中國美術史將來的發展可能有我們現在無法看到的一個比較光明地方，他們的方法已經和上一代有所不同，關鍵是看后面的年輕一代學者怎么樣去看待美術史，我覺得這已經開始掀起了一個序幕。”遠小近說道。

多元研究下的“重回”趨勢

當然，在今天中國美術史研究多元化發展中，正如我們開頭所提到的，巫鴻教授和白謙慎教授的研究，伴隨著他們在國內的工作，也越來越多的成為一個新趨勢，并且他們都有著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路徑。

“總體來說，我也是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美術史，包括本科和碩士生階段，八十年代以前在故宮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才出國再學習，研究和發書也是從八十年代就開始的，中間確實是有些變化。比如比較早寫的書是關于《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的一個專項研究，第二本書《中國古代美術和建筑中的紀念碑性》，是比較廣泛的一個重新思考中國美術的一種發展，想找一個新的路子來重新考慮一下。所以其實從這兩本書就可以看到一個轉向，從一個比較實實在在的研究‘武梁祠畫像’與當時社會思想的關系，轉到去看一點大的發展和敘事，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在不斷的找一些新的方法來看中國美術，同時也爭取使用新的材料。”巫鴻教授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巫鴻教授與其著作《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

正如巫鴻教授在OCAT年度講座中的主題“空間美術史”，就是其在近期美術史研究中的思考，并且不斷的出現在巫鴻教授的美術史寫作中，巫鴻教授也表示至今尚未在方法論層面上對“空間”在美術史操作中的應用進行整體的反思和總結。

和巫鴻教授所不同，書法家出身的白謙慎教授的研究則更加的帶有“本體性”，同時對于研究對象本體的關注也是白謙慎教授所強調的。

“由于近二十年來，我的研究涉及不少書法藝術中的社會現象(如應酬書法)，有人稱我的研究方法是藝術社會史的方法，這樣說固然沒有錯，但卻容易忽略我對于書法形式本身的關注和熟悉。”白謙慎教授說道。

在正式進入藝術史研究領域之前，白謙慎教授已經學習書法近二十年，更是在1982年全國大學生書法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并且擔任了1986年全國中青年書法展的評委，而這本身就是要求對書法創作極為熟悉的人才能擔任。

白謙慎教授與其著作《傅山的世界》

“中國書法是一門比較獨特的藝術，能夠熟悉它的技法、材料、品評語言，對研究它的歷史很有幫助。我一直認為，無論研究什么，都要盡一切努力熟悉研究的對象，掌握與之相關的視覺資料和文獻資料。熟悉這門藝術獨特的藝術語言。不但長期的關注很重要，專注也同樣重要。”白謙慎教授說道。

而在談及到中西研究方法融合之時，巫鴻教授與白謙慎教授顯然更有發言權。

“出國留學到現在30年的時間，的確是我的視野開闊了，對于西方學術體制和學術標準以及方法都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但是我的學術同時是得益于國內，比如我在古代文獻方面的研究就是汪世清先生的身傳言教。在海外學習的華人學者要認識到繼承中國歷史研究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已有的成果的重要性。”白謙慎教授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結語：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學科在建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受到西方研究的影響，但是正如這一路的走來，出現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論時，在中西融合中更關注“本體”研究，成為今天的趨勢和潮流。文中我們所提到的一些重要藝術史學者，他們都從自己的研究課題中不斷豐富著這一學科的建設，但從來都不是直接借助于西方的某種體系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