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抑郁癥在全球的發病率約為11%，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疾患。在我國，大學生群體也已成為抑郁癥的高發人群。據媒體報道，調查顯示，在京一所著名高校已有40人被確診為抑郁癥，約占學校心理咨詢中心訪問量的兩成，其中不乏外表看來優秀開朗的大學生。

盡管抑郁癥并非人類歷史上的新事物，從亞里士多德、梵高、川端康成到三毛、張國榮等，這些不同年代、不同國度的人都曾深受抑郁癥的困擾，但就社會現象來看，伴隨著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抑郁癥患病率逐年增高是不爭的事實。更何況，抑郁癥在我國的診斷率還很低，相當一部分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病情。可以說，抑郁癥的大規模出現有其社會成因，與社會快速變遷帶來的社會心理與社會結構上的沖突密切相關，說它是一種“現代病”未嘗不可。

現代化帶來的一個重要體驗是個體的崛起。處于青春期、擁有高智商、求勝心強的大學生對此更為敏感，很容易引發內心與外界的沖突：一方面，他們對自身個性有更強烈的覺醒，對自我實現有更多元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們仍然面臨著較為單一的外部評價體系，處于較為傳統的互賴型的人際關系。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使他們常常在“應該做”和“想要做”之間糾結，為滿足身邊人的期待而壓抑自身的需求。與此同時，日趨激烈的教育競爭擠占了孩子們從容成長的時間，使其缺乏面對沖突時理性選擇的能力，加之處于人生過渡期的大學生活集中了諸多不確定因素，這些都放大了壓力、焦慮和迷茫，使抑郁癥這種社會性的心理疾病在他們身上突出地表現出來。

在抑郁癥的生理誘因之外，我們還須看到，目前社會特有的求助障礙使抑郁癥患者難以得到及時的幫助。患者如果向家庭成員或者學校等集體求助，會面臨心理壓力，認為這是“小我”在給“大我”添麻煩，他們可能會因此自責而不愿求助；如果向陌生人或社會團體求助，則可能會考慮求助的代價。傳統觀念之下，抑郁癥患者面對病痛，很難邁出求助的腳步。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很多抑郁癥患者有強烈的“病恥感”，他們不敢直面內心的沖突，也無法向最親近的家人朋友求助，使這場“心靈感冒”遲遲難愈。從解決上來說，普及抑郁癥知識，消除社會偏見和歧視，為抑郁癥患者創造一個寬松的輿論和心理環境是非常必要的。此外，還要著力發展病友互助機制，打通陌生人之間的互助渠道，減少救助阻力，也可以讓患者更快地接納不完美的自己，為暫停的生活加滿油重新上路。

（施蕓卿，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