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兩位“大胡子”合作完成的一本神奇的書問世。從此，一個“幽靈”開始在歐洲游蕩，后來發展成為強大的歷史潮流，風靡全球。

1920年春，浙江義烏分水塘村的一間柴房里。一個人在忽明忽暗的油燈下翻譯一本外文書，很投入，錯把墨汁當義烏紅糖蘸著粽子吃。

1936年，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有3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其中就包括在1920年夏秋讀到的那本書。

那兩位“大胡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與恩格斯，那個在油燈下認真翻譯的青年學者就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先驅、“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陳望道，而那個“幽靈”的載體、那本影響世界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書就是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重要的“紅色經典”《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主義漸漸影響中國

1845年2月，一位叫做卡爾·馬克思的德國年輕人因為“傳播反動言論”（從事共產主義宣傳活動），被普魯士反動政府和法國當局逐出國境，輾轉來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4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從巴門遷來此地。從此，這兩位天才、巨人、戰友和同志開始了前無古人的偉大合作。

所幸的是，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市中心的白天鵝咖啡館找到了思想與心靈的居所。白天鵝咖啡館的大廳沒有窗，燈光略顯昏暗。馬克思總是習慣選擇進門左手的角落坐下，或是獨自思考，或是與人討論。在這里，陪伴他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恩格斯。

1846年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創立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1847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順利通過了恩格斯為同盟起草的章程，并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同盟合寫《宣言》，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行動綱領或者黨綱。會后，即1848年1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一起相處的半個月里，共同探討了如何起草《宣言》，對綱領的具體內容、結構、大綱和部分細節交換了意見，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最后，將《共產主義原理》和《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合二為一地進行了修改和創作。在恩格斯因事返回巴黎后，馬克思單獨執筆完成了初稿，并定名為《共產黨宣言》。

1848年2月24日，《共產黨宣言》在英國倫敦互倫街19號哈里遜印刷所出版，這是一本僅23頁，裝幀簡陋的德文小冊子，印數僅幾百冊，但它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是世界共運史上公認的科學共產主義的“出生證書”，成為掀起大半個世界思想波瀾的鴻篇巨制。德文本《共產黨宣言》出版后，很快被譯成法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種文字而風靡世界。

《共產黨宣言》傳入中國，其傳播過程頗為曲折。

第一個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產黨宣言》片段文字介紹到中國的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時為1899年2月，刊發于上海《萬國公報》。

19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流亡歐洲時，也曾學習和研究過《共產黨宣言》。孫中山1896年倫敦蒙難之后在英國留居近1年，其間，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館研究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正是在這里，孫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動情況，并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這對他形成三民主義思想影響深遠。

在孫中山的影響下，資產階級革命派大力宣傳《共產黨宣言》思想。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開始介紹馬克思。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主辦的雜志《譯書匯編》第2卷第11號上，發表了革命派馬君武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

1905年8月，孫中山從歐洲回來后，便在東京建立中國同盟會；同年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資產階級革命派朱執信、宋教仁、葉夏聲、廖仲愷等先后在《民報》撰文，介紹《共產黨宣言》及共產主義運動。

1906年，宋教仁署名勥齋在《民報》第5號上發表《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一文，介紹了《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恩格斯領導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那時的翻譯都是片斷的，有許多不準確甚至謬誤可笑的翻譯，比如朱執信，他將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譯成了半文不白的東西。

無政府主義派雖然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認為《共產黨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會主義之入門書，不得不研究。于是有關《共產黨宣言》的文章便不斷出現在他們自己的雜志《天義報》上。1908年3月15日，劉師培（署名申叔）在《天義報》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序》。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為《宣言》作譯序。

1912年6月2日，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雜志第2期發表了譯述的文章，對馬克思的生平、《共產黨宣言》（譯為《共產主義宣言》）作了介紹。

隨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研究和傳播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就是由自發翻譯介紹到自覺研究介紹的階段。在這一時期，最早介紹《共產黨宣言》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是李大釗。1917年冬，李大釗應聘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后，他迅速在進步青年中開展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在圖書館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原著。1918年，李大釗和陳獨秀一起創辦《每周評論》，在第16號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第2章的最后幾段文字，包括十大綱領全文，標題是《共產黨宣言》，譯者是成舍我（署名舍）。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在這期專號上，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認為“自馬氏與昂格思合布《共產黨宣言》，大聲疾呼，檄告舉世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不僅如此，李大釗在介紹唯物史觀時，還專門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第1章的部分內容。

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共產黨宣言》有了更多、更完整的譯本。《共產黨宣言》呈燎原之勢在中國廣泛傳播，從眾多的譯本上就可得以證明。

一封特殊的約稿信

《共產黨宣言》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陳望道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1891年，陳望道出生在浙江義烏西鄉山區的分水塘小村莊里。少年時期的陳望道在家鄉私塾中接受了傳統教育。16歲時，他到義烏的繡湖書院學習，以后又到金華、上海等地求學。1915年，陳望道赴日本留學，起初在東洋大學學習文學、哲學，后來在中央大學學習法學，獲法學學士學位。在日本期間，他結識了日本著名的進步學者、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期間，他利用課余時間努力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新思潮。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面對國內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1919年6月初，陳望道從日本毅然返回祖國，應聘到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當語文教員。后因“一師風潮”離開“一師”，于1920年春回到故鄉義烏。

當年，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讀了《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深為贊嘆，以為應當盡快將此書譯成中文。當時，戴季陶是孫中山的秘書，又是陳獨秀眼中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戴季陶當時確實極為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希望將馬克思主義一些重要著作翻譯成中文。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思想頗為激進，曾買到一本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深知此書的分量，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包含有極其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文字也極為優美、精煉，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還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因此，要翻譯此書絕非易事，要做到文字的傳神就更不容易了。恩格斯也曾說過“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戴季陶望而卻步，這事就耽擱下來了。

1920年1月，陳獨秀喬裝成一個商人，坐上李大釗趕的騾車，悄悄離開了北京。分別之際，他們相約在南北各自活動，組建一個政黨。建黨首先需要一種理論武裝，在陳獨秀離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原著為德文本）。這是他特地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準備帶到上海物色合適的人選翻譯成中文。

戴季陶在中國共產黨籌備創立時是陳獨秀的密友，他當時已成為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為此，他再次萌生翻譯《共產黨宣言》的意念，想將譯作首先在《星期評論》上連載。他的想法得到《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的贊成。但由誰來翻譯呢？邵力子說，能承擔此任者，非杭州的陳望道莫屬！

于是，一紙邀稿函飛到了陳望道手中，并隨函附來了一本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到達上海不久，便聽說浙江義烏有一位叫陳望道的青年正在研究翻譯《共產黨宣言》，不過依據的是一本日文版。陳獨秀大喜過望，立刻把自己帶來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托人帶給了陳望道，供他翻譯時參考。

錯版印刷的《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回到家鄉后，在一間柴房里開始專心翻譯這部偉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經年失修，破爛不堪，而且山區早春的氣候還相當寒冷，常常凍得他手足發麻。可他硬是只憑借著柴房里的一塊鋪板、兩條長凳、一盞油燈，以及老母親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

一次，母親看他在家里翻譯很辛苦，就拿些粽子和地方特產紅糖給他吃。于是，工作起來很投入的陳望道一邊翻譯，一邊拿粽子蘸著紅糖吃。結果，他自己都不知道，實際上他沒有蘸到紅糖，蘸的是墨汁，母親進來看到，連忙說：“望道，你嘴巴怎么都是黑的？”這時，陳望道才明白過來。

陳望道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聚精會神字斟句酌地翻譯，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都要譯得準確、妥帖，翻譯的難度頗高。“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首句。他挖空心思，尋找一個一開頭就能吸引中國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碼也要讓中國人民接受它、傳播它的詞。最終還是采取“怪物”加上注釋的辦法。“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這是《共產黨宣言》的尾句。僅從這首尾兩句中，已可感受到陳望道翻譯這部著作很好地傳達了那種撼人魂魄的力量。

反復推敲，一氣呵成，多少個不眠的日夜過去了，整整兩個月，終于譯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中文本。

這時，陳望道收到《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一份電報，邀請他到上海擔任該刊編輯。陳望道帶著剛剛譯出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興沖沖翻山進縣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三益里17號，住著李叔同和李漢俊二人。李叔同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李漢俊是留日歸來青年，回國后主要從事著述和翻譯工作，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陳望道和戴季陶、沈玄廬等是《星期評論》的主要撰稿人。1920年2月，《星期評論》編輯部遷到三益里李漢俊家。李漢俊不僅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精通日、英、德語，為人隨和。

陳望道把《共產黨宣言》譯文連同日文、英文版本交給了李漢俊，請他校閱。李漢俊校閱畢，又請陳獨秀再校看譯文。陳獨秀審閱時，戴季陶也在，他們看到譯文非常滿意。戴季陶立即將稿子拿去，準備按計劃在《星期評論》連載。不料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當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

這年5月，成立了上海的馬克思研究會，陳望道是成員之一。8月，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誕生，由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楊明齋、俞秀松、施存統和陳望道8位成員組成，由陳望道擔任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

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是當務之急。雖然因《星期評論》停刊而無法公開發表陳望道的譯作，陳獨秀仍盡全力設法使它面世。陳獨秀與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議，維經斯基也很重視此事，當即籌措一筆經費。于是，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取義于“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平裝本，紙質，紅色封面。該書剛一問世，立即受到先進知識分子的熱忱歡迎，競相爭購。但由于排版疏漏，封面書名“共產黨宣言”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

《共產黨宣言》初版時印了1000冊，即刻銷售一空；1個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冊，封面書名改正為“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肖像的底色也變成藍色的，書中正文只字未動。再版仍然售空。

譯者陳望道

《共產黨宣言》陳譯本的問世，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由于中國共產黨建立后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繼“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書社、上海書店、國光書店、長江書店和新文化書社等出版單位又相繼大量出版《共產黨宣言》，僅平民書社就重印了10次，到1926年5月已是第17版了。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傳播，使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大為驚慌，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和破壞。在當時的反動統治下，馬克思主義書籍是禁書，反動派常把讀馬克思的書和所謂“共產”“共妻”“洪水猛獸”連在一起，希望以此來扼殺馬克思主義。

陳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尤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共產黨宣言》譯者”的頭銜已成為敵人對他恣意迫害的一頂帽子。但是，陳望道堅持：“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總是不脛而走的”，“真理在無聲的前進，沒有辦法阻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勝利”。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共產黨宣言》在以后再版過程中，除了陳望道這個譯名外，還先后用了佛突、陳曉風和仁子、V.T等譯名（皆為陳望道筆名）；出版地點也常常更改，如廣州出版社等，其實并未在廣州印刷過，無非是為了以假亂真躲避敵人的搜查。盡管在不斷的重印中出現了不同的書名和譯者名，封面也有變化，但版本多襲用“又新”印刷所版。

從1920年8月第1次印刷發行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書房印最后一版時，該書3易書名，4改譯名，6換出版單位，沖破了反動當局多次查禁封鎖，最終成為我國早期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起了重要作用。聚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革命知識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輸”馬克思主義，使之同工人運動結合。從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一大確立黨的名稱中國共產黨和黨綱來看，黨從一開始就是按《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則組建的。

中共一大召開后，1921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廣東等地建立區執行委員會，并提出各地應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開展宣傳工作等問題。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為第一任書記，后因不滿陳獨秀家長式作風而主動脫離黨組織。

1956年新年伊始，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身份來到上海，點名要見陳望道，使陳望道要求回到黨組織的心情更為迫切。不久，他向上海市委提了出來。上海市委向中央匯報時，毛澤東說：“陳望道什么時候回到黨內，就什么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1957年6月，陳望道如愿以償。但直到1973年8月，他成為中共十大代表時，才將身份公開。

1977年10月29日，陳望道在上海逝世，享年86歲。陪伴他的是一本《共產黨宣言》，鮮紅的黨旗映襯著他那安詳的面容。

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的初版，既沒有精美裝幀，也沒有采用優質紙張，但在那個時代卻猶如一面旗幟，指引著革命者前行。現存的11冊首版中譯本中，以上海圖書館藏本品相為上佳，被列為一級文物。

2011年5月，有“紅色中華第一書”之譽的《共產黨宣言》國內首版中譯本由上海圖書館下屬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獻上了一份特別的禮物。此次仿真影印，以上海圖書館藏本為底本，同時還影印了1920年9月重印的修正版，并附以專家撰寫的長篇影印說明，較為詳盡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誕生、傳播到中國的過程、中文初版的問世經過，以及《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情形等。

（本文作者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