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仨”：楊絳（左）、丈夫錢鍾書（右）、女兒錢瑗

讀到錢鍾書先生《圍城》后不久，便知道了亦為作家的楊絳先生。

上世紀80年代初，讀到自己十分喜愛的柯靈先生的一篇序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讀到兩本好書：錢鍾書同志的《舊文四篇》和楊絳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冊子，卻含蘊了足夠的重量。沒有幾十年鐵杵磨針的功夫，是寫不出這樣的書來的。”柯靈先生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如此推薦的這兩冊書，一定不同凡響。從此我開始搜尋這兩本“薄薄的小冊子”。

題字《春泥集》

最早得到的，是一本更薄的小冊子《干校六記》。當時在數家報刊上，見到有人談及楊絳這本書，極言其精純、含蘊內斂。也從這些介紹中，我知道了楊絳是《圍城》作者的夫人，這幾方因素湊在一起，使我十分想讀到此書。四處尋訪，不見蹤影。1986年出差北京，在團結湖一帶一家小書店覓得此書。書是真小，小32開，不到60頁，書脊窄到幾乎印不上書名，價錢嘛，只兩角四分。現在大約沒人樂意為這么薄而便宜的書出版費力了。

當時剛剛經過“文革”，人們在各種文字中對其批判的態度都十分激烈、嚴厲，但楊絳先生卻用一種頗為平和的筆調來敘述她所經歷的“干校”生活，令人感到沉著，感到一種富有深蘊但卻恰當的表達力量。在火車上，我一口氣讀完了它。后來又陸續在其它幾本集子中重讀，更從中對混亂狀態下人性的存活、延展有了深一步認識。

不久，我又在一家書店淘到一冊楊絳的《倒影集》。楊絳先生是多面手。她寫的劇本，得到李健吾這樣的戲劇研究和創作大家的贊賞，還被著名導演黃佐臨看中并搬上舞臺；她的翻譯，輕易不贊許人（尤其翻譯）的傅雷十分認可；她寫的小說，學者、作家施蟄存甚至說：“《洗澡》（楊絳的長篇小說）的作者，運用對話，與曹雪芹有異曲同工之妙。每一個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對話中表現出來……”運用對話的功夫，居然和《紅樓夢》作者“異曲同工”，這贊許絕不一般。不過，讀過這本《倒影集》中的文字，可以體會到施蟄存先生并非虛譽。

大約過了幾個月，我終于得到了柯靈先生推薦的《春泥集》。這是一冊文學評論集，收有幾篇對《堂吉訶德》和薩克雷《名利場》以及《紅樓夢》等作品的解讀文章。這書我一下子買了兩冊，當時就存有妄念。回家后，我將一冊放入柜中，另一冊包好，冒昧寄給楊絳先生，希望她能為此書簽字。

不久，楊先生寄回了題字本。名章之外，還加一親筆簽名。前不久拿出此書重讀，見到這題字，仍感到十分親切。

題字寄贈《斐多》

后來，我陸續將楊絳著作幾乎收羅了一個遍：《回憶兩篇》《記錢鍾書與〈圍城〉》《將飲茶》《洗澡》《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壘起一摞。但常見報道他們夫婦不勝各方打擾又無可奈何的處境，便再不敢用題字之類事去煩他們。錢鍾書先生逝世，我雖然寫過一篇短文發表，但沒敢寄楊絳先生。算來，楊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增加她的負擔，實在罪過。

可后來，我還是打擾了楊絳先生。2002年底，我再次將楊先生的幾部作品取出來讀。讀有感觸，便試著寫出一篇短文《溫潤的楊絳》。短文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后，我有些多事，便將樣報給楊絳先生寄去一份。在附函里，我順便詢問了何處可購到她翻譯柏拉圖的《斐多》。沒想到，過了不久，楊絳先生竟直接寄贈給我一本，而且還在書的扉頁題了字，雖然用的是圓珠筆，可十分工穩又自如。“工穩”又“自如”，不知道我用詞是否合適。不過楊先生的筆收放自如，寫得真漂亮。看著題字時間，算一算，老人已經93歲，真叫人驚服其堅韌的生命情態。

這部《斐多》，雖只有短短數萬字，可它卻是西方文化中有關正義和不朽（生、死）最早而重要的著述。翻譯這部作品時，楊先生失去了愛女錢瑗，又失去丈夫錢鍾書……其時，她精神和身體交織的痛楚，一般人絕難體會。可是，如何從這種狀態解脫出，她希望能找到一本可供逃避悲傷的書，一頭扎進書里，忘掉自己……楊先生選中了《斐多》。反復閱讀之后，她決意翻譯它，為自己，也為更多人，找尋對“生死”“靈魂”的認識、啟迪，甚至———答案。

一次通信

2005年，我與楊絳先生還曾有過一次通信。

當時，我讀到一篇文章，作者說，1957年時，他正在武漢華中師范學院進修，期間參加過一次批判“右派”大會。這次大會，主要批判該校一級教授、全國著名學者錢基博。可是，錢基博此時已經去世，怎么辦？“‘父債子還’，由死者的兒子錢鍾書捧著靈牌接受批判（XXX說捧著靈牌的不只有錢鍾書，還有錢基博的女婿石聲淮）。”

讀到此節文字，確實感到震驚。父亡，家屬悲痛未絕，竟以捧靈牌代父受批，世所罕聞。由于其中牽涉到錢鍾書先生，手頭恰好有數種錢先生著述及對其研究、紀念的集子，便試著看看還能否尋到相關的佐證。

錢先生的文章很少談及自己，我所查尋到的他人文字，均未提到“捧靈牌”受批的異事。我有些好事，便將此事錄出，寄給了楊絳先生。此時楊先生已95歲高齡，雖然偶爾還能見到有文字刊出，但隨意打攪一位高齡長者，自然相當冒昧。故我在信中說，只想讓先生知道有這個材料，僅此而已，請先生不必回信，以免操勞。

但很快，我還是收到了楊先生的回函。對于此事，楊先生明確地說：“所傳錢鍾書捧著靈牌受批判事不實。”“一九五七年早春，錢鍾書赴鄂省視久病的老父，《槐聚詩存》一九五七年《赴鄂道中》五首之三，有‘三年五度過盧溝’之句。這是他最后一次赴鄂”。從引證的時間看，這當是1957年一二月間的事。之后，也就是“反右”運動開始后，楊先生說：“他父親去世時，錢鍾書未能再請假，他在北京，沒在他父親身邊，不可能捧著靈牌受批判。”

這樣看來，事情十分清楚了。對于此事，楊絳先生認真回信，令我感動。這其中有辨正的內容，為不使謬錯流傳，我冒昧予以引錄，希望以正視聽。但愿這樣做不違背楊先生的意思。

學識及為人，得自智慧

由于希求題字本，我與楊絳先生有了這一點接觸，雖然有限，可先生的認真、周到、謙遜，還是給了我很深印象。人生在世，如楊先生翻譯《斐多》中蘇格拉底所說：“其實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東西來交易。這是一切交易的標準貨幣。這就是智慧。不論是勇敢或節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由此看去，楊絳先生的學識及為人，得自智慧。由于智慧，她為人祥和，為文溫潤。在她，或許是很自在的作為，凡常如我等，便是尋求的人生境界。企及此境界，絕非易事，我輩應當追摹。

楊絳先生及那一代賢人的風華照耀著，我們，跟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