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工商銀行巡視整改情況通報中提到，“總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統內工作”，“近親繁殖”現象引發公眾關注。（5月5日《法制日報》）

當下的“近親繁殖”，已然是一種普遍現象。除了此次中國工商銀行之外，去年中央巡視組就查出中國太平保險集團、中國氣象局、中國人壽、農發行、中國郵政、中石油、中海油等多家單位存在不同程度的“近親繁殖”的現象，由此可見“近親繁殖”有多嚴重。蘿卜招聘、繞道進人、內部照顧、交叉安排等方式，是“近親繁殖”最常見的表現形式。顯然，這些“近親繁殖”的存在，就是權力自肥的寫照。

為何國企中“近親繁殖”的現象這么嚴重呢？這里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原因。從歷史上來說，“近親繁殖”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如今已經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在許多地方卻沒有真正摒棄過。從現實中來說，公務員系統或事業單位內部，即便要招人，也要通過統一的考試，這增加了“近親繁殖”的難度，但在國企內，領導在錄人用人上享有較大的自主權，加上社會監督力有不逮，為“夫妻店”“父子兵”“兄弟連”的生長提供了土壤。

存在并不意味著合理，“近親繁殖”的存在，有著多重負面影響。一則，這可能會讓一些國企失去大量引進優秀人才、吸引“新鮮血液”的機會，會降低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制約企業的長遠發展；二則，國企內的“近親繁殖”，容易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會加大企業運營的協調成本，甚至會極大地阻礙企業的改革；三則，因為國企領導你也想“近親繁殖”我也想“近親繁殖”，便很可能造成人浮于事、人事臃腫的局面，影響企業的發展效率。

既然如此，那對“近親繁殖”進行打擊乃至杜絕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便應提上議程。中央在這方面也是積極作為，先后出臺《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領導人員任職和公務回避暫行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等相關規章制度，其中規定，企業領導人員在錄用、聘用、調配、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等公務活動中，涉及本人和親屬時，不得參加有關調查、討論、審核、決定，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響。遺憾的是，規定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實與執行。

因而，要杜絕“近親繁殖”，就必須用追責與創新來作為：在追責上，自然是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嚴格執法，加強對國企招聘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力度，并加大處罰力度，不僅要對其親屬進行處理，涉事干部也要嚴肅問責，以形成必要的震懾力；在創新上，則要推進國企市場化的程度，加快資本融合，推進現代企業化治理。唯此，企業才能任人唯才，減少乃至杜絕“近親繁殖”，最終為企業發展更好地提質增效。（龍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