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就要真問。除了出于官員個人自覺的引咎辭職之外，責令辭職、免職，乃至行政處分的撤職、開除，都該成為問責“標配”。而且，不能再上演復出戲碼。

近日，海南?？谑行阌^工作人員在拆除違建行動中毆打群眾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5月1日晚，中共?？谑形瘜εc事件有關的相關干部啟動問責，秀英區區長、瓊華村拆違行動總指揮黃鴻儒引咎辭職，同時免去其秀英區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在新華社報道中，對聯防隊員的所作所為，用的是“粗暴執法”，過程則被描述為“毆打村民”。我上網找了一通，好不容易在某網站找到了打人視頻，被毆打的“村民”中竟有蹲在墻邊的婦女，其中還有一個不大的孩子！一群頭戴鋼盔、手握棍棒、身強體壯的男子漢，居然對婦孺下手，手起棍落、慘叫陣陣，“魔幻現實”讓人錯愕氣憤。這就是所謂的“粗暴執法”？這些聯防隊員的施暴行為早就偏離了執法路徑，而是對非目標人群濫施暴力、蓄意報復。其性質惡劣程度遠不止“粗暴執法”那么簡單。

“暴力執行者”有錯，“拆違組織者”更不該被放過。原因在于，在被執法對象激怒之后，一些聯防隊員的情感“失控”，開始對更弱者進行“報復”，這背后可能有現場的“應激反應”驅使；但作為組織者、指揮者，沒能預見、防范、及時中止惡劣事件發生，從而給當事人身心造成傷害、給當地政府形象抹黑，無疑應負主要責任。就此而言，區長“引咎辭職”，能有效警示后來者嗎？

“引咎辭職”制度從無到有、從無形到定制，見于相關規章之中。不久前修改的疫苗條例也增加了“引咎辭職”的規定。引咎辭職，旨在豐富干部問責手段、涵養官員道德感，無疑具有進步意義。然而，相關制度并未完全定型，執行過程隨意性較大，制度效用不確定。一方面，在制度上，何種情形屬于“咎”、“咎”到什么程度必須“辭”、“辭”到哪一層官員等等，相關規定不夠明確、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在執行中，由于缺乏領導干部引咎辭職的后續管理，讓這些人的去留成為難題。現實往往如人所見，引咎辭職成了少數“有咎”領導干部的“避風港”，待到風平浪靜，這些干部便悄然復出，甚至得到提拔。相沿成習，不但與許多國家的通行做法——官員引咎辭職之后必須退出公務員隊伍有差距，亦令此項制度功用大打折扣。

因此，一旦發生嚴重后果或影響惡劣的事件，問責就要真問。除了出于官員個人自覺的引咎辭職之外，責令辭職、免職，乃至行政處分的撤職、開除，都該成為問責“標配”。而且，不能再上演復出戲碼。這樣，干部問責、行政處分的“高壓線”才算真正“帶電”，也才能真正警示后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