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因生活瑣事，滕剛將蘆海清殺害。案發后，滕剛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被刑事拘留。他的父母在昨天向媒體說出了他曾經兩次抑郁自殺的經歷，被很多人貼了“乖娃娃”標簽的滕剛在此事后才真正顯露出不為人知的多個面相。據其父母介紹，之所以不愿意將孩子患有精神抑郁癥的情況告訴學校，是害怕孩子會背上一個精神病的標簽。（4月18日《新京報》）

大學生滕剛殺人案一進入公眾視野，就以其聳人聽聞的血腥、慘絕人寰的兇殘以及不可思議的作案手段激發了民眾憤怒的想象。實在不敢相信，那只可能在恐怖片里才會出現的暴力情節，會以這兇狠的形式在一個大學生身上上演。從案件細節被披露至今，輿論場也進行了多層次、全方位的思考與追問，但在一個具體的極端案例面前，我們又會悲哀的發現，這所有的思考與追問都是那么的蒼白與無力。的確，在案件具體細節尚未全面公布、警方調查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的語境下，圍繞著案件的諸多討論很可能會陷入先入為主的認知誤區，而這急于求成的輕浮與淺薄，不但不利于社會對這一事件的整體反思，也很可能會給兩個“不幸”的家庭帶來二次傷害。

但有一點卻是當前各方值得反思并檢討的。嫌犯母親向媒體透露說其兒子曾患過抑郁癥，并有過兩次自殺經歷。這條消息經媒體報道后，其瞬間在輿論場引發了強烈的反彈，很多人認為這可能是家長精心安排的一場“洗地游戲”。說實話，囿于大量信息的不對稱以及此前諸多類似案件的不良示范，輿論場保持必要的警惕本也正常，但我們不能因為自身的警惕就可以忽視嫌犯母親陳述的事實，就可以以無端猜測的姿態去斷定其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陰謀”。

畢竟，嫌犯母親的陳述與嫌犯自身量刑的輕重沒有必然的聯系，即便他之前得過精神抑郁癥，按照國家的法律規定，其也僅僅是在犯罪行為發生時處于發病期才有可能被減輕或免責，而這，也需要公安機關的進一步認定。此番背景下，我們唯一能做的，其實只有耐心的等待，等待公安機關的鑒定結果來證明嫌犯精神病史與殺人行為之間的因果關聯，而不是將自我的想象建立在惡意的猜測中。

從另外的層面看，一個在校大學生能夠以殘忍的方式殺害自己的同寢室友，其心理上是否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卻也理應被重視。而這，也只需檢索四川師范大學對新生展開的心理普查結果便知。以筆者近幾年的輔導員經歷看，這一普查一般在新手入學后的前幾個月進行，如果普查結果顯示一些學生在心理上存在著問題，那么，學校的心理輔導機構則必須介入對其進行引導治療，必要時還要送至相關的專業醫院?；诖?，當下我們最應該關心的是，在校方的心理普查中，嫌犯究竟有沒有表現出心理上的問題？如果有，學校方又是否采取了相應的補救措施？而如果沒有，學校方又該怎樣向社會澄清大家對自己的誤讀？這些，其實都是當下可以做且必須做的。

對人性之惡散發出來的血腥與暴力我們當然應該譴責，但嫌犯母親對兒子的精神病史陳述也應該被關注。啰嗦這些并不是要為嫌犯開脫，恰恰相反，卻是希望通過更多的細節描述來還原和窺探嫌犯的犯罪心理，并為公安機關破案、后續社會的反思提供更有力的補充。如果我們總以自己固化的想象匆忙的去為這一案件定下結論，那么，這不但不利于案件的整體反思，更會讓當下所有的追問都失去應有的價值。（張　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