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安全，就是一切”？

隨班就讀到了四年級，陳小赫的視力衰退到了極限。媽媽王楠第一時間被班主任老師叫去簽了一紙“軍令狀”，上面寫著“孩子若繼續在學校內學習，出現任何意外事故，學校概不負責”。

“孩子出事兒，我自己來兜著！”這是王楠的口頭禪，也是陳小赫一年年得以順利升級的通行證。

教室東南角的課桌，是屬于陳小赫的。那里常年放著一個小型的電子放大器、一副望遠鏡，靠墻是一根盲杖。陳小赫說：“這些都不是電子設備，老師讓帶。”

其實，陳小赫最想帶去學校的，恰恰就是他最依賴的一件電子設備——那個裝著讀屏軟件的電腦，這個閱讀和寫字相當吃力的少年已經習慣了用電腦鍵盤和外界交流。然而，“哪里有插電源的地方？”“鍵盤的敲打聲會不會影響別的孩子學習？”“電腦弄壞了誰負責？”老師的一串反問，讓陳小赫選擇了沉默。

沉默，可能是老師們在面對這群“風格各異”的特殊孩子時，最希望看到的。一次，“超哥”用拖把堵住了學校公共衛生間的馬桶。孫老師爆發了：“你這個奇葩！你像隔壁班莉莉一樣不說話、不亂走，每天上課就睡覺，不就好了？”莉莉是“超哥”和“楠姐”的玩伴，他們因為每次升旗都落在最后而互相認識。在以“超哥”為首的幫派里，集結了一個年級中6個這樣的學生，他們自發一起吃飯、上體育課。

同樣安靜不下來的，還有盧杰，一個患有情感障礙伴隨輕度智力障礙的11歲小學生。“捂住他的嘴巴，從肩膀處把他用力按到座位上。這個工作，每節課的頻率起碼是8次。盧杰到了課堂以后，我的工作時間幾乎成了原來的兩倍。”班主任高老師無奈地說。

高老師和校長溝通，得到的答案是：“義務教育，只要是家長送來的孩子，我們都要收下。”

高老師一直堅持這個觀點：“真的愛孩子，會把這樣的孩子送到特殊學校里。”

把孩子送到特殊學校里？陳小赫的媽媽3年前有過這樣的想法，“看到里面一個個中度殘疾的孩子，最終還是不忍心。孩子本來好好的，為什么要讓他走進那個狹小的世界學用處有限的盲文呢？”

“老師對他沒有任何的要求。只要不出事兒，就是盡責。”王楠這位原本在外企叱咤風云的職場女性，已經做了5年的“全職媽媽”。從四年級到初中，陳小赫只去學校半天。另外半天，陳小赫在家中彈鋼琴、閱讀、學外語。“甚至是生理課，也是我紅著臉在給他講。”王楠說。

幸運的少數

“隨著椅子傾斜的角度，往后靠，頭上仰，釋放壞情緒；往前傾，他們的腹部頂住大腿，尋找本體感，這就是擺位椅。”北京東城區西總布小學教學主任孫全紅老師說，這樣的椅子，幾乎給每一個就讀的自閉癥孩子準備了一把。

這個早在2001年就建成資源教室的小學，現在接收了8個殘障兒童：自閉癥、言語障礙、智障、聽障、情緒障礙、肢殘，孫老師說得出每個孩子的癥狀和作息時間。

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常務副主任孫穎介紹，北京市從1998年開始籌備建設資源教室，截至2015年10月，全市有資源教室的學校是290所，兼專職資源教師565人。

休息室里，一個自閉癥的孩子正在熟睡。下午的課對他來說，有時難以堅持。年輕的助教老師看護在身旁。

這樣的“助教老師”，在這所學校里一共有3名。這是種一對一的支持和陪伴，“她們和孩子并排坐著，對孩子，就是一個標桿。”孫老師說。

楊老師做馬天天的助教已經5年了。這個高大、長睫毛的小男孩患有自閉癥和智力障礙。在助教老師的帶領下，他能起立、問候、書寫、朗讀，把作業本一一放進貼有“語文”“數學”“科學”的資料袋里。

“像在擠剩的不多的牙膏，但是還得擠！”楊老師這樣形容輔導孩子在學校追趕同齡人腳步的場景。

“天天還算是幸運的。只是，這樣的學校，在全國到底能有幾所呢？其他孩子又是怎么過的？”楊老師總擔心，天天升到別的學校后會如何。

在這所學校里，殘疾孩子被提出了同等的學習要求，“讓他們先去做，不行，再來做補充。”四間用途各異的“資源教室”每天都有孩子來做過訓練的記錄：“思維訓練、動作訓練、學科補救”，這些課程被排成了這個學校里第二張“總課表”，被孫老師拿在手里。

“建設完備資源教室、接納更多殘疾孩子就讀，這根本不是一個可以分清第一步、第二步的事情。這些孩子的需求，只有在不斷進入普通課堂時才能被發現。”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會執行理事會成員蔡聰說。

“如果學校能成為一個大資源教室！”

初一開學第一天，陳小赫又興沖沖地跑進了女廁所。聽到了女生們驚慌的呵斥聲，陳小赫趕緊撤退：“學校衛生間標志牌上的字為什么不能再大幾倍呢？和主任說說去！”

“和主任說說去。”這幾乎成為陳小赫在四年級以后悟出的“生存哲學”，因為很多事情，和班主任老師提了“她不敢答應”。那年，他10歲，經歷了6次手術之后，右眼徹底失明，左眼視力僅為0.01，存有部分光感。“能看清楚的字，從小四一下變成了三號。看書速度，是別人的三分之一。不過學校里哪兒有給我看的大字課本呢？”陳小赫反問。

與心智健全的陳小赫不同，“超哥”和“楠姐”特別希望“和其他同學一樣”。每次考試，即使不會被老師算入總成績，他們都要把試卷收集得一張不落。成績一出，“超哥”便拉著“楠姐”去問成績：“老師，這次我們考得怎樣？”

“這些孩子具備生存能力，學習能力卻很弱。我知道他們應該待在普通學校里，但是學校能給他們多少？我真的不知道。”孫老師不止一次在班主任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

面對需求多樣的“特殊學生”，教師到底可以做些什么？王雁教授主持的一項針對“隨班就讀”教師專業素養的研究，將“教師獲取外界支持的能力”也作為衡量因素。“老師應該作為能動的個體，主動向外拓展資源，尋求對這些孩子的應對方案。因為我們對于殘障孩子在普通學校就讀的支持體系本身還是不完善的。”王雁教授說。

看著陳小赫磕磕絆絆長大的這5年里，王楠覺得自己就像是一根“緊繃著的弦”。陳小赫一遭遇不公，她必須保證自己第一時間出現。“陳小赫，你今天在學校開不開心？”這是母子倆見面打招呼的方式。

對于同學們的態度，陳小赫只是淡淡說了句：“有時候，他們會不理解不耐煩，他們長大了，就都明白了。”15歲的陳小赫，好像是“已經長大了”。在陳小赫的學校里，有近10個不同程度智障的孩子，陳小赫常常跑去他們的教室問問他們喜歡些什么。

在兩幢教學樓之間，是一條陳小赫每日必經的外掛式樓梯，沒有任何提醒標志，兇險萬分。人來人往，陳小赫把腳步放得很緩很緩。“其實，整個學校對于我們，就是一個大資源教室。卻很少有人想過來問問我們，該怎么建？”陳小赫望著這所每學期都被翻新、添置新設備的學校，就這樣被一次次與己無關的陌生，推向谷底。

在《教育，是溫柔對待每一個想要成功的孩子》一文中，紀尋最后這樣寫道：“我希望特殊兒童的家長不再唯唯諾諾地說‘我的孩子給你們帶來了麻煩’，希望學校不再以健康狀況為名向他們關上教育的大門，希望教育工作者們不再對他們的需求無動于衷，希望孩子們都可以勇敢地說出來：當我和這個世界不一樣，那就讓我不一樣。”

（文中提及的特殊兒童及家長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