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棲息地即野生動物生存或繁衍的環境，棲息地面積減少、破碎化、隔離是造成野生動物資源減少和物種瀕危的主要因素。因此，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是保護野生動物的前提和基礎，是保護野生動物最有效的方法和關鍵性措施。

張世平

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我國在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現階段我國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還遠遠不能滿足野生動物保護的需要，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法律體系建設有待加強。這主要體現在：

棲息地保護主體不全面。目前我國尚缺乏鼓勵公眾參與棲息地保護的法律法規，針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破壞的情況，只規定了公民有向政府檢舉的權利，而沒有明確規定可以行起訴的權利。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造成棲息地破壞的行為很多時候是政府行為，公民很難通過自己的行為實現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

棲息地保護方式單一。我國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主要是通過劃建自然保護區的方式，雖然效果明顯，但形式單一，覆蓋面不全。對自然保護區之外的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和管理，野生動物保護法缺乏相應的規定。這就使多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無法納入保護區管理體系。

國家、地方建設項目對重要棲息地產生不利影響。近年來，各類開發、工程建設活動，加劇了對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的破壞，導致相當數量的國家、地方重要保護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這些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遭到破壞的同時，必然導致野生動物的種群數量必然下降甚至某一種類的野生動物資源滅絕。因而，平衡和協調國家、地方工程建設項目與重要棲息地保護間的關系勢在必行。

借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契機，建議將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納入修改內容：

首先，提高公眾在參與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保護中的地位。目前我國對野生動物生存環境等重要棲息地的保護主要依靠的是各級林業主管部門為主的管理，應在法律修改中將公民、民間團體作為野生動物保護的重要力量，突出他們在保護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方面的作用。特別是應在目前個人、民間團體對重要棲息地進行輿論監督的基礎上，鼓勵各地積極開展以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為訴求的環境公益訴訟探索實踐，更好地發揮這些社會力量的作用。

其次，更加科學的劃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劃定野生動物棲息地是實施科學管理的重要基礎，因而，要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增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制度”，使重要棲息地的劃定有法可依，并建議國務院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定期組織對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主要生存繁衍的區域進行調查、監測和評估，劃定并公布國家和地方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同時，將棲息地建立與自然保護小區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確定。

再次，減少建設項目對重要棲息地的環境影響。國家、地方工程項目建設應當避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不能避開的，必須采取措施減少對野生動物生存繁衍的不利影響。項目建設單位向環境保護部門提交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涉及國家級或者地方級重點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的，應當征得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同意。

此外，完善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土地征用和補償制度，建立利益相關者協商制度。征用補償費用和當地居民的安置補償費用根據棲息地等級分別由中央和地方財政負責。近期以補償為宜，長遠以國家或地方政府買斷為宜。政府、棲息地管理機構和土地權利主體、當地居民可以就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保護進行協商，適當限制土地權利主體、當地居民的權利，并保證協商以后不增加除法律法規規定外的新義務。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