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開展全民閱讀活動至今，已有10年。在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本報記者采訪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讀書》原執行主編、《中國藝術時空》主編賈寶蘭。她從16歲在人民出版社參加校對工作、1982年在《讀書》做雜志編輯，到2013年主持《中國藝術時空》工作至今，可以說在書堆里熏染了大半輩子。賈寶蘭以自己的經歷和體驗提出，全民閱讀的真正意義在于把讀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由此，本報記者就這一話題邀請她進行了訪談。

賈寶蘭

在書籍的浸潤下成長

學術周刊：您做過出版社校對，當過雜志社編輯、主編，職業生涯對您的閱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賈寶蘭：英國著名學者培根曾說過讀書有三種作用：一是使人不失生活情趣；二是使人善于言辯，在社交場合烘托氣氛；三是使人在觀察事物、待人接物方面以及職業進步上更加圓熟。培根第一次提出知識就是力量。所以，我覺得讀書對提高一個人各方面的修養和能力很重要。我國宋代詩人蘇軾有句著名詩句“腹有詩書氣自華”，也可見閱讀直接影響人的精神氣質。

閱讀是種生活方式，據我有限所知，曹文軒講過，謝泳談過。謝泳把閱讀分為職業閱讀與趣味閱讀。我的生活里，兩種形式一直同時存在，有時交織存在。這與我的生活經歷有關。

1972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參加校對工作。表面看，校對是簡單的字對字，其實不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從校對中產生了許多編輯大家、學問家。就拿《讀書》雜志來說，沈昌文、董秀玉都是搞校對出身。那時校對必備的工具書齊全，從《詞源》、《辭海》、《新華字典》到各種外文工具書樣樣都有。我們那時實行住宿制，一周回家一次，晚上參加各種學習，講課老師就是老校對、老編輯，到現在我還保留有學習《古文觀止》和英語的筆記。除了業余上課，我還邊工作邊學習，特別是跟老同志學習。每錯一個字、一個標點都要通知本人為什么錯了，錯的根據是什么。就是說，許多疑難錯字是要查的,不能望文生義，而且這些錯誤記錄在案。因此，從那時起就培養了做事不敢馬虎的習慣，并拼命讀書，增加知識積累。

當時人民出版社的大家很多，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比如有老領導兼學者陳翰伯、曾彥修，著名學者戴文葆，懂17國語言的林穗芳，研究美國史的專家鄧蜀生，借調到人民出版社寫書的世界史研究專家吳玉廑，跨國公司研究專家騰維藻，前蘇聯經濟研究專家王惠卿等等。在南開大學讀書期間，周末還經常去騰維藻家中，和學者近距離接觸，這些學者給我樹立了一個標桿，盡管這標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上大學接受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系統教育。由于職業需要，大學畢業后我繼續學我專業以外的東西。這時不僅在出版社學，還去大學聽課、聽講座。當時厲以寧開設《西方經濟學》，我就去聽。

如果按照謝泳的劃分，我這階段的讀書屬于“職業”讀書：一是根據工作需要讀書；二是在大學接受系統教育。

1982年我到《讀書》編輯部工作，開啟了我職業生涯的第二個階段，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剛到《讀書》時，我主要承擔編務工作，并組織與編輯經濟類稿件。那時通訊還沒有現在方便，去作者家取稿件、送取校樣都要親自上門。《讀書》老一代作者中有夏衍，他人極瘦，說話聲音很低；還有葉圣陶，家住東四八條的四合院，一進門有個影壁墻，院里有兩棵海棠樹；還有錢鐘書、楊絳，兩位老人很和善，每每要端上水，甚至小點心，拉我坐下陪我說話，去之前還很緊張的我，一下就放松了；當時王蒙住在前三門，50歲上下，對他的了解就是《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記得那份校樣他是站著看完的。在社科領域，第一次見的是馮友蘭，那時馮老比較瘦，戴眼鏡留胡須，我不懂哲學，不敢與之對話，完成簡單的幾句約稿后，就開始看他家書架上的書。

不過，我的長項是經濟學，所以，約訪與約稿的作者也越來越不自覺地集中到經濟方面。第一個見的是楊培新，他有個稱號是“楊承包”，因為他在上世紀80年代就國企改革提出了承包制，這是涉及企業和財稅制度的改革。我開始給他送校樣，后來約稿，再后來他開始說要給我書稿。可惜他年事已高，身邊又沒有得力助手，到我離開三聯書店時，都只是找到了他給我的信，但書沒有出來。這不僅是他的遺憾，也是我作為編輯的遺憾，是學界的遺憾。

再后來認識了于光遠，他永遠童心不改，去他家聊得最多，從歷史到學術，2003年在丹陽書院，他考證我的名字與《紅樓夢》之間的關系，煞是好玩。可惜，自他搬家后我便去的少了。但是，我們一年一度的讀者服務日他還是參加，最后一次記得是2007年年末，那天給我一頁4開紙，上面是他當年的“工作總結”，次年又寄來一份，之后再無。2007年底和于光遠一起來參加讀書服務日的還有杜潤生。記得第一次約他做采訪很順利，但整理很難。我這個老北京聽他的山西話比較吃力，但好處是，他說的所有事情都告訴我出處。驚人的是，按照他說的出處去查，時間、地點絕沒有錯。他的采訪稿出來后，我去他家談稿，在這篇采訪里我刪了一句話，老人家居然發現了，問我：怎么少句話？必須加上。我無地自容，真是應那句：無知者無畏。但老人家并沒有生氣。大概是2002年，他知道我編雜志的同時編書，于是把他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回憶錄》全權委托給我出版。杜潤生，人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的豐富經歷、他推動的農村包產到戶在這部自傳中得到充分體現。

比上述年輕些的是經濟學家吳敬璉、厲以寧。在跟他們組稿、給他們編書的過程中，我學到的不僅是知識，還有做學問的嚴謹、一絲不茍。吳敬璉每本書的出版，每個校次都自己改，密密麻麻。

從這些老先生那里，我學到的是活的知識，很鮮活的一手資料。為消化這些鮮活的知識，我不得不去從書本尋找，尋找我沒有懂的東西。我工作之余的生活極其簡單，除了必要的家務，就消磨在書間，消磨在學者的沙龍中間，其樂無窮！

編輯要求知識的范圍要寬，有人評說編輯是雜家，沈昌文則戲稱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有一種社會擔當，也需要一種眼光。就拿《讀書》來說，它得到知識界的支持，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但同時，它也培養了一批年輕作者。編輯與作者之間的這種沒有任何功利的互動成就了《讀書》。

《讀書》的工作多數在班下（下班后）、節假日，組織專題活動、小沙龍，從而發現作者，發現選題。現在通訊的發達，編輯不用像我們那樣要經常跑腿，但他們缺少了我們當年那種耳濡目染，與作者直接的對話、交流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