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務委員出版回憶錄，接受新京報專訪稱搞外交要隨時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

戴秉國

75歲的戴秉國精神頭兒十足，頭發整齊地梳向后方，淺藍色襯衣搭配淡紫色領帶，外面是一身筆挺的深色條紋西裝。

4月6日，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他坐在一張寬大的黃色沙發上，只系了西服的第一顆扣子，雙腳微微八字打開，多數時間保持輕松的微笑。聊到興起，他又會開個玩笑，逗得人哈哈大笑。

談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國顯得很淡然，“退休了，就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直至最終被完全遺忘。”

近日，《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在京出版。書中戴秉國回顧了2003年-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戰略對話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臺灣等問題出任中國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經歷。

“朱總理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么樣了”

新京報：你在后記中提到，這本書的寫作開始于退休后。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期間是否遇到一些困難？

戴秉國：寫了三年左右。其實不是我一個人寫。開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幾個同志幫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補充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綱要，又經歷了反反復復的修改。

前年，朱總理（朱镕基）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么樣了？外交部的領導和許多同志都支持和參與了這個工作，因為要把那么多戰略對話梳理清楚還是要費點功夫的，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

另外，實際上寫這本書不是三年前才開始，好多東西是過去就思考過。比如，蘇聯的解體和教訓等內容，過去都反復想過。

新京報：寫書的過程中有沒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國：有一張照片書里沒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國的合影。那張照片太幽默了，他是個巨人，拉著我這個小個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覺得這張照片可以參展去，說不定能得獎。（笑）

“曾把蘇聯幾位領導人請到中國閉門探討”

新京報：你的外交生涯長達半個世紀，是否遇到過危險情況？

戴秉國：搞外交工作，要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珍寶島事件之后，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的時候，我被派到蘇聯去工作。當時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話，這次去會不會被扣為人質。

坐飛機也曾經歷過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飛機眼看就要著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來又飛到德國去了。當時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險，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會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時刻準備著，上了飛機之后就得準備著可能會出事兒。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膽不行啊。

新京報：工作中，你的外交意見有沒有跟領導發生過相左的情況？這種情況怎么處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戴秉國：我作為下級，偶爾會遇到。對問題的看法或處理，會有不同的意見。不要以為領導好像都是不聽意見的，你只要說的有道理，他們都能接受。

我年輕時，在駐蘇聯使館的研究室工作。當時，對于怎么看待蘇聯的問題，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一次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就跟領導意見相左，當時我不注意方法，感覺有點兒把他逼到了墻角。之后回想起來，覺得我還是缺乏磨練。這位領導心胸很寬廣，后來我從莫斯科回來，他還非要我到他手下去工作。

新京報：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記憶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國：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說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還是很難忘的。比如，“文革”期間，我作為外交部蘇歐司的科員，曾去蘇聯駐華使館外勸阻我們的紅衛兵不要沖擊人家的使館。當時爬上墻壁的情景，我現在還記得。

還有一次是2003年，我剛從中聯部回到外交部。那時SARS已經開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異常寂靜。東盟要開會討論SARS問題，我們如果不參加的話就會很被動。我通過一個適當的場合，推動東盟很快邀請溫家寶總理去參加。那是溫總理上任后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時，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點以后。因為境外火炬的傳遞是外交部門負責的。我是這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每天必須看到火炬平平安安傳遞下去才能回家。

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情。蘇聯解體后，我把蘇聯時期的幾個重量級的領導人，先后請到北京來閉門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教訓等問題，很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