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網絡應用的廣泛普及，“互聯網+”、寬帶中國、大數據等日益成為全社會創新發展的驅動力量。為培育我國發展新動力，開拓新空間，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分享經濟，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

鄭惠強

然而，隨著我國由“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邁進，一些瓶頸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一是核心能力與戰略部署不匹配，在網絡與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核心技術、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的支撐嚴重不足。據統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僅為30.1%，遠低于城鎮的64.2%；銀行、證券、海關等重點領域中的信息操作系統、數據庫、服務器等基礎產品的國產化率不到30%，高端芯片嚴重依賴進口。二是管理模式與跨界創新不相適應，存在缺位、錯位和沖突現象。許多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長期處于失序和不規范的狀態，而跨界創新使得部門監管相互交叉，形成多頭管理，各地方的政策不一，甚至形成條塊沖突、地方利益沖突，行業發展與創新活力受到抑制。三是立法進展與產業發展存在脫節，基本法缺失，專業法過時。我國網絡社會已然形成，但至今缺乏有關網絡社會和信息化發展的基本法規。同時，現行的《電信條例》已頒布15年，與迅猛發展的通信技術嚴重脫節，數據保護、信用管理、網絡安全等網絡發展重要領域亟盼法律支撐。

完善網絡戰略推進機制

《2006—2020國家信息化發展規劃綱要》即將到期，目前正是研究制定新的網絡化和數字化中長期發展戰略的最好時機。新戰略應將網絡空間戰略、網絡空間共同體的建設和信息化發展作為核心戰略，借鑒美國《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德國《數字議程》等戰略，與綠色戰略、工業化戰略整合性思考，推進“網絡強國戰略”實施。

啟動新一輪網絡化和數字化發展戰略的制定。建立國家網絡化和數字化戰略機構。網絡強國是國家的基礎戰略，也是覆蓋面廣、影響力大、變革快速的戰略領域，有必要在國家層面設立網絡化和數字化委員會，進行前瞻性與統籌性工作，重點負責網絡化和數字化戰略與規劃，網絡化和數字化全國性資源統籌等戰略工作，并根據環境變化對網絡化和數字化推進機制的調整和完善及時提出建議。

加強信息技術建設

發展關鍵信息技術，推動信息產品和裝備自主化。以國家專項工程的形式，在機器人、高端智能裝備、信息安全等領域形成實質性突破，推動一批骨干企業成為引擎企業，積極參與國際互聯網與信息化標準的研究與制訂，爭取盡早在關鍵領域信息技術的自主研發和產業化方面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云、管、端”立體化的信息服務平臺體系。依托國家級信息基礎設施公共基金，加快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互聯網等信息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無障礙信息服務建設，廣泛開展信息化技能培訓工程，增強中老年人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人民群眾對信息化的感受和參與能力。鼓勵建立行業性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向“產業云”發展，以促進中小企業和行業應用。

完善信息安全保障管理體系，強化安全監測和應急響應能力。大力發展信息安全產業，建立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設計、工程建設、運行維護等環節的監管制度，完善風險評估和安全審查機制，健全應急處置系統，盡快填補我國網絡安全保障體系的短板。

優化政府管理模式

探索新業態、新產業和現有行業監管之間“發展—規范”的合理路徑。選擇具備條件的地區和領域，試點下放行業資質和牌照的審批權，提高審批過程透明度，探索通過業務合作實現行業資質和牌照的共享機制。

推進各級政府探索建立跨部門開放共享機制。以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為突破口，打破條塊之間的“信息孤島”，進而實現社保、醫保、金融、交通、貿易等協同政務方面的突破，從而更大地激活社會存量資源。

優化信息產業布局，強化產業鏈協同。梳理現有的國家級信息產業基地和園區，規范新增基地園區的認定。促進電信業、互聯網新興信息服務業等產業的融合創新。

強化信息化法律制度建設

抓緊研究制定網絡化和數字化基本法。借鑒日本《高速信息通信網絡社會形成基本法》等經驗，研究制定網絡社會和信息社會基本法，明確有關的法律含義、促進原則、重點范疇和法律責任，指導和規范網絡化和數字化各重點領域的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制定。

完善網絡化和數字化重點領域專項立法。將《電信條例》修訂調整為《網絡和通信法》，及時修訂《電子簽名法》《征信業管理條例》法規的部分內容，將工信部的《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升級為國家的數據保護法，加快制定出臺《網絡安全法》。

（作者系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