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衛計委、中央綜治辦、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委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維護醫療秩序工作的通知》，明確滋事擾序人員違法行為得到制止前，公安機關不得進行案件調解；醫療糾紛責任未認定前，醫療機構不得賠錢息事；對多次到醫療機構無理糾纏或揚言報復醫務人員的患者及家屬群體，列清單重點關注。（3月31日 新華網）

醫患之間的充分信任，是健康的醫療市場環境最重要特征；醫患之間的不信任，其實也是一種病，不僅具有分崩離析的力量，更具有復制擴散的風險。醫學不是萬能的，醫學還有很多未知和很多不能，但醫學又是相對專業的，信息的不對稱讓人很容易產生受迫害者的想象。醫鬧事件甚至殺醫事件的屢屢發生令人扼腕，醫生遭遇的悲劇讓人憤怒，家屬遭遇的離別又引人同情，輿論就在這樣的矛盾心態中進退失據。

之所以要嚴打醫鬧，說明當下的醫療市場的確病得不輕。違法行為得到制止前，公安機關不得調解；糾紛責任未認定前，醫療機構不得賠錢。這樣的規定，給人感覺十分強硬，公安機關不能隨便和稀泥，醫療機構不能選擇賠錢了事；換言之，必須較真，必須認理，而絕不是誰鬧誰有理、誰牛誰有理。聯想到之前類似中科院公函等事件，樹立“只認理不認鬧”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確很有必要。

不是每個患者都拿得出中科院的公函，解決醫療糾紛應該靠事實說話，而不是靠背景比拼。“誰會鬧誰受益”的邏輯一日不被打破，醫鬧的“需求”就一日不會收斂。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要讓醫鬧的“需求”真正萎縮，還要讓人看到醫鬧確實毫無必要——也就是說，醫療糾紛根本無需去鬧，就能得到公平解決。這個問題大概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醫療糾紛鑒定和仲裁機構的中立權威，一是醫生的職業榮譽感和“診斷”服務本身的價格匹配。

說實話，對于醫療糾紛鑒定和仲裁機構，患者和家屬最基本的看法是：他們和醫院都是一個系統的，都是同一伙人。所以，對于“醫療糾紛責任未認定前，醫療機構不得賠錢息事”，患者和醫院的“觀感”可能完全不一樣。這里涉及的核心問題是，誰來認定醫療糾紛責任？是行政化的運作還是市場化的運作？考慮到醫療行業高度的信息不對稱，自由競爭的市場化運作，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再來說醫生的職業榮譽感。在鄉村，那些一輩子只找一個醫生看病的農民，對醫生不僅充分信任而且高度尊重。這不僅是熟人社會的好處，也因為“今天的醫生”同時還是“明天的醫生”。家庭醫生制度是可取的發展方向，它不僅會增強醫患的互信，更會強化醫生的職業榮譽感，讓醫生獲得更多尊重。

醫生作為一個職業，提供的最大服務其實是診斷，但在我們現有制度下，它往往是出租診療儀器的和賣藥的。要讓醫生只做專業的事，不用依靠“搭售”各種檢查和各種藥來謀生，這同樣應該是改革的方向。體現醫生服務價值的應該是掛號費，而不是檢查費和醫藥費，當醫生只用對診斷行為負責，而不用考慮多開點檢查多賣點藥，醫患關系自然會更融洽。

討論醫鬧的背后，到底是醫生掉進了錢眼，還是家屬胡攪蠻纏，要想完全厘清責任，實在困難。道德滑坡的醫生肯定不是個案，蠻橫無理的家屬同樣大有人在；但是，正如凈化醫療市場環境不能單純指望對醫生的道德呼吁，要讓患者和家屬變得理性，恐怕也是一味嚴打所不能勝任的——嚴打醫鬧，功夫更在強硬之外。（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