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協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前一段吳先生洗澡不慎摔傷了腿，本來醫囑是決不可出門的，只見吳先生笑微微地說：“這個展覽是青藏高原的聯展，有十幾個民族畫家的作品，意義不一般哪。再說，我早答應過人家要來的呀。”那位女弟子又是一句京白：“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情況！”吳先生品了一口茶，仍是那般平靜地自語道：“做人做事要忠厚老實啊。”

吳作人

吳作人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很多年了，自1998年以來，作為晚輩后生，筆者每年赴京公干期間，總要捧上一束百合與玫瑰組合的鮮花到西郊花園村吳府去看望蕭淑芳先生和掛在客廳正壁上吳先生的肖像，借以表達景仰之情。有一年兩會期間，當我再次手捧鮮花趕到花園村吳府，迎接我的已是吳、蕭二位先生的女兒蕭慧大姐了，而不是坐在輪椅上微笑著的蕭先生了，因為蕭先生已于前一年冬至時節趕到另一個世界去與吳先生團聚了。此時此境，蕭先生也以肖像的形式與吳先生并肩，在素潔的墻壁上向我，向所有的來拜望他們的學生與友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吳先生享年89歲，蕭先生享年94歲，作為畫家他們早已功成名就，各領風騷；作為教授，他們早已是桃李滿天下，藝壇杏壇碩果累累。所以，從終極意義上講，他們的微笑是自然的、幸福的和永恒的。吳作人先生上世紀40年代初曾數次到青海、甘肅、四川深入藏區生活旅行寫生，從而逐漸創造出獨屬于他，也獨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系列撼人心魄的藝術形象——雪野上的奔牦、大漠中的駱駝、展翅重霄的雄鷹等。

由于種種原因，吳先生竟始終沒能踏上真正意義上的西藏地區，沒能暢游于圣山神湖之間，這無論對于他本人還是對于西藏來講，都不能不說是一種深深的遺憾。吳先生有一方閑章印文是“曾客通天河上”，更令我輩一次又一次品讀出他老人家對地老天荒的青藏高原那種縈繞始終的情結。

作為晚輩，我無緣在正常的求學時期得到吳先生的耳提面命，只能通過印刷品和展覽會上有限的作品，來學習體悟吳先生那平和雋永的書境，并進而推衍與想象從作品里流露出的吳先生的風采與精神。1975年夏，我在拉薩斗膽向吳作人先生萬里投書討教畫技與畫理，很快便收到了由李化吉老師轉寄來的有吳先生親筆簽名的數幅中國畫印刷品和其當年在康青藏區畫的人物肖像速寫石印件，令我激動不已。

1977年夏，我出差到北京，為了感謝吳作人先生遠天遠地的關切之情，我特意在八廓街選購了一把小藏刀作為見面的小禮品，同時還不知深淺地帶上了自己剛剛完成的一套反映藏民生活題材的連環畫《會說話的琴軸》，想借機一并得到指教。記得那是個難得涼爽又難得清靜的夜晚，吳先生在畫室的臺燈下，仔仔細細地一張一張地審視著畫稿，還不時地抽出若干幅給予點評，反倒讓我十分不安，很后悔自己的輕率。吳先生一再說他喜歡這套連環畫，因為有較強的生活氣息與地域特點，還說要推薦給外文出版社的編輯們看看。

1979年秋，北京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委托我在一個半月的時間里完成一幅丈二山水畫《喜馬拉雅晨曦》，我從未畫過山水，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擠出時間沿雅魯藏布江逆行幾百公里，感受兩岸的民情風光，畫畫速寫，然后回拉薩閉門創作。畫如期完成，西藏自治區領導審查通過，但要求保留藏文題款（為羅倫張先生題寫）而挖掉漢文題款到北京請名人重題后交大會堂。我趕到北京，把這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向何溶老師訴說后，他很痛快地答應幫忙與吳作人先生聯系，第三天就得到吳先生同意題字的回音，并囑我盡快將畫送到他家。那天吳先生有事外出，蕭淑芳先生在家等我們。她說吳先生讓我們寫清楚題字是左行還是右行，因為不懂藏文，怕藏漢文相左。

一周后，我在招待所接到吳作人先生的親筆信，命前去取畫。我興奮地趕到吳府，當我見到已題好“喜馬拉雅晨曦”六個遒勁蒼莽“吳篆”的畫幅張掛在客廳西墻的那一刻，真是感動與愧然之情油然并生。吳先生特別說道：畫上的小款“書力畫作人書”似有不妥，因為藏文是別人題的，應寫“作人題篆，才是，但圖章已蓋好，不便更改了，你回西藏向有關人士說明致意吧。這件小事過去已整整27個春秋了，但它對我和西藏美術工作者的教益卻是彌久與深刻的.

我們從各種媒介上得知，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吳作人先生藝術生命最健旺的時期，正所謂人書俱老，也是吳先生藝術活動（包括社會活動）最忙碌的時期，正所謂實至名歸。那段時日，我抱著不打擾就是尊敬與愛戴的信條，決定不在吳府車水馬龍的當口再湊熱鬧。“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的生命歷程與藝術活力畢竟是有限的，因而他理應有更多的屬于自己的時間與空間。

于私不打擾不難做到，而于公則是不得已，有錄可查的便有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廿周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西藏民間雕刻藝術展”和1988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西藏青海當代美術作品聯展。這兩件展事，在北京可能算不得什么，而在西藏、青海這樣的邊遠省區則是要使出吃奶之力才能辦成的。其難度有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地理上的水遠山遙及其他方面，不一而足。然而吳作人先生和十世班禪大師均撥冗為上述兩畫展開幕共同剪彩祝賀并給予實事求是的鼓勵與指教。事后有人戲稱當代中國佛藝界兩位大師都關照，青藏美術定是前途無量。記得1988年8月上旬，我與時任青海美協主席左良登門請吳作人先生指導支持兩省區聯展時，吳先生平靜地說，現在的畫展太多，來請的也太多，看了張三的不看李四的就會造成不平衡，故而近來是一概回絕。不過青藏高原的畫家們來北京辦展，又是個多民族的大型畫展，不容易，到時我們一定去。

8月5日聯展開幕式結束之后，我們陪吳先生、蕭先生回到美術館一樓休息廳休息，這時他們的許多老朋友、老同學紛紛前來寒暄問候。我與左良兄伺茶在側，恭聽他們那忽而巴黎，忽而新中國成立前，忽而“文革”的饒有興味的歲月切片晤對。這時有一位60上下的吳先生的女弟子走進來，還沒坐定就沖著吳先生喊起來：“你不要命了，傷還沒好怎么又出來了！”（美協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前一段吳先生洗澡不慎摔傷了腿，本來醫囑是決不可出門的）只見吳先生笑微微地說：“這個展覽是青藏高原的聯展，有十幾個民族畫家的作品，意義不一般哪。再說，我早答應過人家要來的呀。”那位女弟子又是一句京白：“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情況！”吳先生品了一口茶，仍是那般平靜地自語道：“做人做事要忠厚老實啊。”這句言者無意或有意的話，我相信，至少是我們當時在場的青藏各族畫家的心中將會銘記此生。

1991年，為慶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西藏美協編《西藏當代美術》畫集，當我們赴京取吳作人先生的題簽時，吳先生留我們在客廳里談了很久。他問到拉薩的近況，我們據實回答。他還以其淵博的歷史知識給我們講了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大義。夜幕漸漸垂下，他堅持要送我們到大門口，在華僑公寓花木扶疏的小道上，我們伴隨他的左右，慢慢挪著步子。吳先生邊走邊感慨道：“上世紀40年代初，幾次努力進西藏均未果，如今方便得有飛機往來，可身體又不允許了，現在見到西藏來的同志也就如同到了西藏吧。”微風送來陣陣金銀花與晚香玉的清香，吳先生目送我們登上了26路公共汽車。至今，他的身影與花香仍時時交織著出現于我們的心際眼簾。以后，來藏采風的美院老師們說，吳先生患腦血栓連續住院好幾次，又說，如今吳府門前的車馬倒是較往常稀疏了，不過這對一位沉疴在身的老人，倒是一件好事。

1992年春，我擬赴巴黎辦第三次個展，到北京領簽證和機票，很想趁機去看望調養中的吳先生，又因此時已沒有了打擾與沾光之嫌，所以在招待所很坦然地撥通了吳府的電話，蕭先生接聽后，熱情邀我前去。我進門后蕭先生高興地告訴我，吳先生聽說我要來看他，中午只躺了一個小時就起床了。我跟隨蕭先生緩緩步入臥室，只見吳先生端坐在沙發椅上，沒有戴那副很為之增加學者風采的眼鏡，臉龐明顯瘦了一圈。我先向吳先生行雙手合十大禮，再向他老人家獻上從大昭寺請來的包含著人間美好情感與祝福的阿細哈達，然后呈上我編的《西藏藝術》（雕刻卷）畫集，吳先生略顯激動。蕭先生和我把畫集捧到他的右眼一側，吳先生用其尚存的一線狹窄的目光艱難地掃視著這本7年前他親臨剪過彩的展覽作品集。接著我向他轉達了西藏美協同事們對他的問候與祝福，并扼要匯報了曾到過吳府聆聽過吳、蕭兩位前輩諄諄教誨的幾位藏族年輕畫家的進步，他邊聽邊欣慰地點著已不太靈便的頭，蕭先生還熱情地幫我們拍了合影。

當我起身告辭時，吳先生又讓蕭先生送我一本剛出版的《吳作人傳》，我請吳先生簽個大名，他遲疑了一下便握住蕭先生遞過去的簽字筆，顫抖著簽上了作人兩個大字。誰知這兩個字竟然寫了兩分鐘之久……我捧著筆跡未干的厚厚的《吳作人傳》不禁鼻子一酸，昔日他那驅動仙花妙筆，在布上紙上揮灑幻化出無數奇偉與美好景象的大手，現在竟變得如此不聽使喚。然而，此時此境，吳先生仍不乏其特有的幽默慢慢地說：“這本書，想看的人傳著看，不過所有權屬于你。”1996年春，北京某文化藝術公司委托西藏美協以一年時間創作大型歷史油畫《金瓶掣簽》，因考慮到主題的重大，以及作品應具備的文化審美高度，西藏自治區班禪靈童轉世辦公室特修函商，請與十世班禪大師生前有著珍貴友誼的吳作人先生擔任《金瓶掣簽》的藝術顧問（另位顧問為西藏自治區領導丹增先生）。

1996年5月中旬，西藏美協派我和另兩位作者攜《金瓶掣簽》素描稿與色彩稿專赴北京請吳作人先生點撥指導。那日天公作美，車子出發時陣陣佛光法雨，駛抵吳府時，則現麗日碧空。只見吳作人先生在工作人員服侍下正于花木假山掩映之間閉目負暄，氣色也明顯的紅潤。我們說明來意后便和工作人員一同推吳先生到了那間畫室兼客廳的大房間，我無意間發現吳先生畫案的位置已擺放著一架鋼琴，前面又堆著一沓沓的書籍畫冊，心里默默地想，難道吳先生再不需要，再無可能在那張鋪著薄毛毯的畫案上點染江山了嗎？事實是無情的，此時的吳先生那一線僅存的視力幾乎變成了一絲，且聽力也更微弱了。

我們在他老人家面前徐徐展開畫稿然后由我大聲地向他說著畫面的布局，人物的組合，色彩的處理及要追求的西藏繪畫的旨趣。吳先生邊聽邊反射性地雙手合十，緩緩地說：“很好，很有意義，緣分……”這時蕭先生在旁解釋道，“文革”結束后，十世班禪曾特意來家看望過吳先生，當時班禪大師坐的位置正好是你們畫稿這里。我們才恍然大悟。

此時此境，一位美術界的泰山北斗居然靠聽一個后生小子夸夸其談后方能參與一件作品的創作指導，怎不令人嘆息。我說完后輕輕握住吳先生那仍是合十狀的柔軟的雙手，不禁聯想到奧地利小說《看不見的收藏》里的主人公，盡管我極不忍心將之與敬愛的吳作人先生聯系在一起，但我實在無法排遣與回避眼前的事實。

1997年3月底，《金瓶掣簽》如期完成并獲有關部門審查通過，后來還獲得西藏自治區政府獎。我們三個作者希望早日帶著這幅塑造了126個西藏僧俗各界形象的大幅油畫趕赴北京，趕赴四季花香與綠蔭同在的西郊花園村華僑公寓，去向調養中的吳作人先生匯報創作得失并企望再次得到他的教誨。我們不止一次地在拉薩默祈他老人家能夠康復，能夠出現奇跡。然而北京方面的送畫通知一等再等，到4月初竟完全失去了聯系。誰知4月10日晚間從電視新聞中竟得知敬愛的吳作人先生飄然仙逝的噩耗。一代大師，沒能見到他一生中最后參與指導的作品的完成面貌。這到底是遺憾，還是吳先生那伴隨大半生的西藏情結的最終句號呢？又有誰人能夠說清。

吳作人先生生前曾給西藏美協一幅上世紀60年代手書的毛澤東詞：“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人生終歸是極其有限的，連同我們所賴以生存的高山巨川，乃至于星球宇宙也都各有其盡時。那么究竟什么可以長存與不朽呢？大概唯有人們常常津津樂道的某種精神吧。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西藏美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