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動最大的一起案件發生于2003年，“民間調查員”黃立榮在偷拍、監視紫禁城國醫館老板時被發現，被活活打死后拋尸。

“那是風險沒有控制好。”談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襲擊，王海說。為保護自己，他有一些“規矩”。比如一些水果攤、小商店缺斤短兩，會提醒他們，但不會真“打”。

王海還用“大眾臉”、當過兵等標準招募打假人員，這也幾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員工的標準。

“職業打假人”還必須學會處理與行政執法部門、司法部門的關系。“我們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投訴，如果出現行政執法部門地方保護、不作為，那我們就會堅決告它。”王海說。

是非

“打假起步價”為30萬元

“收錢噤聲”是行內通行的潛規則。私下達成協議后，打假人不會將企業的不良行為公之于眾。

“2004年我收入兩千多萬，交稅200多萬。”劉殿林說。

光鮮難以掩蓋“職業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

一些“職業打假人”收了“保護費”后，任由問題企業繼續生產、銷售問題產品；有的用造假手段向雇傭他們的品牌公司索要獎金。

楊連弟曾目睹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維權”：“幾個人在超市里說貨架上的果凍有過期的，連錢都沒交就要求賠五千。”

如果讓王海的公司幫助打假，起步價是30萬元——這是針對企業的價格，他坦承“‘職業打假人’打假的初衷就是為了賺錢”。“索賠是一項民事權利，打假人可以選擇索賠后不舉報、不披露。”

“不管是不是為了賺錢，打假都應該獲得懲罰性賠償。”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會長河山認為，在提高消費者維權意識、凈化市場等方面，“職業打假人”起到難以替代的作用，也折射出有關部門的不足。

中消協律師團團長邱寶昌認為，違法經營者對“職業打假人”的賠償是他的違法成本，從長遠看，這個成本最終還是要由消費者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