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親筆寫的自傳手跡

一言難盡的悲苦青春

位于淄博市博山區崮山鄉北崮山村北頭的焦裕祿紀念館內，展示著焦裕祿青少年時代的故事時配上其干革命的圖片。

焦裕祿在后來所撰寫的自傳寫道：“看到日本鬼子勢力那樣強大，國民黨，還有其他各種隊伍雖多，但只向老百姓要糧要錢，無人敢抵抗鬼子。自己只好老老實實地當亡國奴，但仍然幻想蔣政府還能回來將鬼子打跑。”

1938年，焦裕祿的父親和叔叔分灶另過。據焦裕祿后來記述，當年“漢奸、國民黨游擊隊四起，苛捐雜稅嚴重……除靠種地生活外，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學徒，我擔扁擔、推小車，正（掙）些錢補助生活”。

當時國民黨、漢奸、地痞流氓隊伍四起，誰來都要糧要錢，不給就搶就打，老百姓說不定何時便被抓去，受罪還得花錢才能出來，老百姓受壓迫沒有辦法，便加入了一個李姓人為首組織的紅槍會，一起抗日自衛，焦裕祿也成為其中一員。

“那時候鬼子經常來北崮山這一帶掃蕩，漢奸和國民黨也來要糧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沒法，南崮山村李星七組織了個紅槍會，起來抗日自衛。我跟焦裕祿一起入會了。”村民陳壬年日后回憶道。焦裕祿在“干部歷史自傳”的介紹中這樣敘述：“入會（紅槍會）后不準吃蔥韭芥蒜、不吃肉、不準和女人同床睡覺，每晚燒香叩頭，打仗時便槍刀不入，周圍幾十個村子很快組織起來數千人，每人持一紅纓槍，站崗放哨。”

1941年，山東地區遭受嚴重旱災，莊稼絕收，焦裕祿一家整日饑腸轆轆。有關傳記中曾寫道：保長以抗日為名，來焦家收5塊銀元的地方稅，焦家交不出，本村的一個財主就強迫焦裕祿的父親焦方田將2畝地“命根子”賣給他，焦方田老實憨厚，被逼得走投無路，當晚懸梁自盡。

焦裕祿日后的記述是：“（一九）四一年，家庭沒啥吃，又欠下了外債，我還要結婚，父親終日愁悶，秋天上吊自殺了。”

1942年6月下旬的一天，天氣很熱，焦裕祿剛吃過早飯，聽到門外狗叫得很厲害，他光著膀子到門口一看，兩個鬼子與一個漢奸翻譯正在看他家的門牌。他在自傳中這樣詳細敘述：

我見勢頭不對，出了大門向南拐，想跑掉。但未及走，從南街走來兩個漢奸便衣，各持手槍迎頭碰上，用槍指住，將我抓住，叫帶路找一開小鋪的焦念鎬。到了焦念鎬小鋪，人早已跑了，漢奸將小鋪錢紙煙葉收拾一光，便帶我到了村外汽車跟前，我一看，汽車上已捆滿了鄰近村老百姓，我對門一家的一個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車。鬼子漢奸還正從各街向汽車跟前抓人。我被捆上汽車。一回（會）又從外村開來很多汽車，一起開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趙家后門日寇憲兵隊。從此開始殘酷的地獄生活。

焦裕祿親筆撰寫的自傳長達近萬字，紙已發黃，十分松脆，大有一碰即破的嬌貴，但筆跡清晰，字字血、聲聲淚！

在焦裕祿寫給黨組織的干部自傳內，被日偽扣押的經歷占據了最大篇幅，可見其內心陰影和受迫害之嚴重。他在《參加革命前的情況》介紹中也記載了相關遭遇：“……十二月（1943年1月）又用汽車拉到張店憲兵隊，一個月后又送到偽救國訓練所，住半月檢查了身體，發給了棉衣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