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過去一些高校，已經脫離了事業單位的本質，已經變成了“準行政部門”。而某些高校領導，既是“學術老大”，又是“行政大佬”，在高校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處在通贏與通吃的地位，占有大量的社會特殊資源，行政至上而非學術至上，實際上已經牢牢主宰了他們的思維定勢。如此語境下，高校一邊在為叫喊“去行政化”而歇斯底里，一邊又在為享受“行政化”而樂不思蜀。

有專家指出，高校行政化日趨激烈，去行政化是事業單位改革的重中之重。換言之，“官本位”這顆寄生在社會肌體上的大毒瘤，已經嚴重侵入和腐蝕了當今的高校，也嚴重影響著高校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分配。特別是，在“官本位”活色生香的語境下，哪怕是有再多的教授成為官員，也不足為奇。問題是，當教學不歸教學，學術不歸學術，行政不歸行政，幾個元素的位置交錯重疊、混淆不清時，教書育人，只能成為教授貼在臉上的一張“標簽”，這無疑是高等教育的一種悲哀。

因此，高校退出事業編制，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這是對高校去行政化的剛性要求。然而，高校去行政化，不是退出事業編制，減少幾個內設機構和領導職數，就一蹴而就了。關鍵是，要從根本上消除墊伏在高校領導頭腦中的“官本位”思維，讓他們回歸教學和科研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