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現預算法律責任追責難的情況，部分原因在于新預算法實施只有一年半時間，政府職能體系和活動還有一個適應和配套過程。而從更深層面看，監督制約機制還沒有完善，誰監督、誰執行、誰負責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是主因。比如，許多部門的預算項目由財政部門代為編制，而且相對粗糙，在審核環節難以發現問題，運行階段發生問題也難以明確責任方。又如，政府性基金都需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范圍，但各類政府性基金仍處于多頭、分散管理狀態，尚未完成統籌管理，這也加大了法律追責的難度，等等。

需要看到，盡管存在諸多阻礙，讓新預算法起到“開前門、堵后門”的作用，充分發揮剛性法律約束功能在今天尤顯迫切。這是因為，在新預算法為地方自主發債開閘后，一些地方有可能變相舉債，導致債務模糊，從而增加經濟運行風險。此外，由于地方財政收入增幅下降，不排除一些地方重新出現征收“過頭稅”的沖動，或重拾興建樓堂館所的舊思路，以求經濟增長。這些都是新預算法明文禁止的。

讓新預算法的法律責任設置不虛化，一方面需要強調程序正當性。人大是預算的審核機關，有明確的監管權。部門預算、政府采購預算不能繞道而行，脫離監管。在現在兩會預算審核時間較短的情況下，對部門預算、政府采購預算的審核可以在人大日常會議期間進行。另一方面，應當進一步強化預算監督機制的監管力度。將政府內部審計機制與人大審核機制銜接起來，有助于讓新預算法起到剛性法律約束作用。當然，這也需要各級人大提高預算審核和監督水平。

新預算法是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基石之一，也是優化經濟管理的重要制度。讓相關法律責任設置轉化為有效的監督機制，決定著財政制度和經濟管理能否升級。就此而言，推進新預算法“落地”容不得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