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山西省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儒林披露，經查實，山西省一個副市長貪腐金額6.44億元，超過了9個貧困縣去年一年的財政收入。

王儒林沒有具體點名此公名諱、所屬地區，但僅就目前已知的信息而言，這一案例暴露出來的問題足以令人觸目驚心。

其一，這一事件表明，至少在這一輪反腐風暴之前，山西的政商關系已經扭曲到了何種不堪的地步。不僅有兩相情愿的利益輸送，更有權力高壓下的肆意盤剝；不僅會笑納送上門的賄金，更有變本加厲地索要房產、干股。

該副市長如此瘋狂，傳遞給業界乃至社會的信號，必然是當地政商秩序的整體性潰敗。在這樣一種營商環境下，不要說企業家不可能正當經營，甚至連基本的“江湖規則”也蕩然無存。剩下來的，只能是吃干榨盡。官員瘋狂勒索企業，企業瘋狂掠奪資源。到頭來，則是經濟與自然環境的雙重崩塌。

其二，這一事件還表明，事發當地對于權力的相關約束性機制可能早已不存。一個副市長吃下9個縣的財政收入總和，總歸不是一口吞下，而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累積。那么，在這個過程中，當初各級監督機構為何沒能及時發現、及時制止？

這其中，政商土壤呈現出來的板結狀態固然是一個原因，即政商雙方只要能夠在利益上取得一致，各取所需，則貪腐行為必然會很隱秘。但是，也不排除類似行為在當地已司空見慣，進而出現監管的制度性失靈。

事實上，這也是山西為何會出現“塌方式腐敗”的深層社會原因。權力一旦被綁上了利益的戰車，不是為非法商業利益站臺，就是竭盡所能，獲取最大化的腐敗紅利，甚至不惜殺雞取卵。比如，那個副市長投資挖礦，若不給錢，挖不成也走不了。最后只好乖乖交上億元巨資，才灰溜溜出局。

據報道，走過早前粗放發展的山西，目前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這樣的局面既有宏觀經濟的波及影響，卻也與此前扭曲的政商關系有著很大的關聯。一個良性的營商環境，首先應該是一個有邊界的社會，權力與資本都能恪守邊界，官員與企業家都能依法行事，而社會也會因此出現內生性的活力。不然，必然是貪腐肆虐，百業凋敝。

□胡印斌（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