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打工存不了兩萬元，沒想到過年幾場牌就輸掉一大半——春節期間，安徽省的一些農村青年向記者反映，過年親朋好友聚會都會擺上牌局，有人甚至將一年的辛苦錢輸了個精光。（2月14日 新華網）

春節本是一個合家團圓的日子，賭博卻讓節日走調、 變味。“麻將牌一響，幾頭豬白養”，樸素的語言，卻生動地刻畫出賭博對農民家庭生存生態的嚴重破壞。農村新春“豪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乃至社會問題，不能任其“野蠻生長”；只有找準農村新春“豪賭”的病根，才能對癥下藥。

在經濟市場化、人口流動化的當下，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機會和境遇，經濟狀況的改變必然要求社會評價的更新，人們需要通過一些符號傳遞其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信息。賭博為農村青年提供了一個社會表現和社會競爭的舞臺，一些人通過牌桌上的一擲千金，來贏取“臉面”，從而產生“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與優越感。

從起初的勤快、農活干得好到讀書有出息，再到“以票子論英雄”，伴隨著社會變遷，農村青年的社會評價標準越來越單一化、庸俗化。在一個習慣用財富來衡量一段生活好壞的時代里，農村青年也渴望迅速擺脫因貧困帶來的自卑、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牌桌上不能慫人”，扭曲的價值追求，讓一些農村青年“寧可輸錢，不能丟人”。

實現向上社會流動、追求社會認同，是人們一種普遍的、強烈的利益訴求；只不過，農村青年用一種滑稽、夸張、扭曲的方式把它們內在的精神需要表達出來。為了在親戚朋友面前塑造一個“混得好”的形象，一些農村青年通過炫耀性消費假裝有錢撐面子，新春“豪賭”只是他們思想迷茫與精神錯亂的一個縮影。在物質生活漸次豐盈的當下，精神世界的蒼白卻成為一種無奈而尬尷的現實。

當下的農村青年，大都直接從學校流入社會，他們缺乏農業生產經驗，對土地、農村、農業生產方式都缺乏深厚的感情。盡管在身份上還是農民，農村青年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化”了。當農村的文化娛樂活動難以滿足返鄉農村青年的需要，賭博便成為無所事事的他們消磨時間的一種手段。此外，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異，如wifi、交通出行、藝術館等公共空間的匱乏，讓返鄉農村青年在賭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新春“豪賭”不僅讓農村青年承受著物質上的損失，也讓合家團圓的初衷大打折扣。對新春“豪賭”進行糾偏，固然需要外部的規訓與懲罰，也需要內部的自我約束與調試。只有讓內心世界強大起來，少一些虛榮與攀比，多一些腳踏實地，美好的生活才會離農村青年越來越近。（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