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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重返時間的河流

2016年01月28日 15:31 | 作者:陳鵬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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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是關(guān)于文學的時空關(guān)系。大家都知道,文學的時空觀,不光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對于文學研究來講,也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格非

格非


在法國,或者說在歐洲、在整個歐洲文學變革的歷史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人物——福樓拜。普魯斯特、安德烈·紀德、米蘭·昆德拉都曾對福樓拜有非常高的評價,不約而同地把福樓拜當作是自己的導師。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像羅布·格里耶這樣一位法國新小說派的重要代表,也把福樓拜看成是文學革命的真正的先驅(qū)。


演講現(xiàn)場圖 張宇攝

演講現(xiàn)場圖 張宇攝

格非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 資料圖片

格非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 資料圖片


福樓拜最有名的作品是《包法利夫人》。如果大家翻開《包法利夫人》,這部作品剛開始寫,第二段就出現(xiàn)了一段文字,它描寫這個主人公包法利,戴了一頂奇怪的帽子。福樓拜用十行的文字描述這個帽子的顏色、形狀,它的帽檐,帽子內(nèi)部使用鯨魚骨支撐開,它還有帶子,帶子上還有小墜……寫得極其復雜。在福樓拜的草稿里面,他原來寫這個帽子用了長達幾頁的篇幅。這個在傳統(tǒng)文學寫作里面是不允許的,這不對。福樓拜有一個習慣,他每次寫完一段文字之后,都要把這個文字朗誦給他的朋友們聽。結(jié)果他的朋友一致認為,福樓拜瘋了,認為你完全沒有必要,你用那么多的篇幅去寫一個帽子干什么?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據(jù)美國的一位哲學老師的一部著作改編的。在我看來,這部電影是一部主題極其嚴肅乃至于非常殘酷,但李安做了非常巧妙的處理,他把殘酷的、恐怖的主題藏起來。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這部電影當中,所有的場景,大量的場景海上的畫面,和整個主題是剝離的,它單獨具有價值。它本身就是我們審美的對象,我們進入電影院,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看這些奇幻的畫面。我們舉了李安這個例子,我們對福樓拜的探索可能會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再回到福樓拜。


福樓拜在創(chuàng)作《包法利夫人》的時期,巴爾扎克剛剛?cè)ナ馈8前菰u價巴爾扎克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大師。福樓拜又說,雖然他偉大,但是他的時代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我們也許應該唱一唱別的歌,彈一點別的調(diào)子了。也就是說,文學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那么他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寫一頂帽子呢,因為福樓拜非常敏感地意識到,整個的歐洲文學,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變化,這個變化我簡單地把它描述為:場景獨立。帽子這樣的一個畫面,本來是為了表現(xiàn)人物命運的,為了表現(xiàn)他的性格,他的家庭、出身和階級屬性,可是現(xiàn)在它突然獨立了。那么這樣的事情,在18世紀以后,在世界文壇里面,一再發(fā)生。


現(xiàn)在我可以用一些簡單的語言來歸納這個變革。


敘事文學中,有兩個基本的構(gòu)成要件,一個是時間,另一個是空間。所謂的時間是指什么呢?任何一部小說,任何一部敘事文學作品,它都必須經(jīng)歷一個時間的長度量。也就是說,它必須有起始、發(fā)生、發(fā)展、高潮、結(jié)尾,要經(jīng)歷一個時間的跨度。然后作家通過時間的變化,來展現(xiàn)人物的命運。通過展現(xiàn)人物的命運,來表達他的某種道德判斷,他對讀者的勸告,他提供的意義——過去的文學都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空間呢?空間是在時間變化當中出現(xiàn)的另外的一些東西,比如說場景、畫面、人物的裝束、衣服、帽子、環(huán)境、肖像——所有這些東西——包括戲劇性的場面,所有的這些都在空間的范圍里面。我們剛才講李安的電影里那些奇幻的畫面,福樓拜的帽子,都屬于空間的范疇,毫無疑問。我們知道過去的文學,是時間和空間兩個部分構(gòu)成的,這兩個部分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


福樓拜引領(lǐng)了一個巨大的變革,文學史里面一個重要的變革,在福樓拜之前,文學到底是什么樣?


我們?nèi)绻褧r間比喻為一條河流的話,那么這個空間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說河兩岸的風景。這兩個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傳統(tǒng)的文學里面,空間永遠是附屬于時間的。空間不是沒有意義,它有意義,但是它的意義從屬于時間的意義。也就是本雅明當年告誡我們的,文學作品要提供意義,要提供道德訓誡,要對人對己有所指教。


從另外一個角度,比如繪畫里面,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變化。每次去盧浮宮,我都會碰到一個相似的場面:經(jīng)過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這樣一個畫作的時候,永遠不可能擠到跟前去,人太多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擠滿了那個狹小的空間。當然,我們從《蒙娜麗莎》這樣一個作品里面,到底看到了什么——有人說蒙娜麗莎的微笑特別神秘,說這個作品有非常大的價值。


實際上在文藝復興之前,歐洲的繪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體現(xiàn)一個上帝的天國的永恒的寧靜、和諧。所以在那些畫作中出現(xiàn)的人物肖像,不是真正的人物,出現(xiàn)的河流、樹木、山川這些風景,也不是真正的風景。它是畫家腦子里的某種觀念,為了襯托伊甸園或者說上帝的國度的這種寧靜、和諧。但到了達·芬奇,情況發(fā)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達·芬奇的畫作里面的蒙娜麗莎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也就是說她露出了人的微笑。她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而不再是上帝的國度里面的一個道具,你們看她背后的風景,變成了真正的風景。


日本著名學者柄谷行人,曾經(jīng)說過,中國人很喜歡畫梅蘭竹菊,但是中國人畫的梅蘭竹菊,不是真的梅花、蘭花、竹子和菊花,都是某種觀念上的東西,畫這些是為了顯示有品位。這些東西代表了君子的品格,根本不需要去寫生,腦子里面原來就有,我們憑空就可以畫出來。所以這樣的一些東西不是真正的具體的物象。它是某種觀念化的產(chǎn)物。


又如,杭州西湖真正的奧妙,不在于風景,而在于它的人文的底蘊——它與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的聯(lián)絡,你隨便走到一個地方,你都能知道,這是白居易,這是蘇東坡,這是蘇小小,這是秋瑾,這是放鶴亭……充滿了大量的典故。你到西湖里面,你突然可以穿越時空,和多少年來流淌下來的時間——你看不見的時間——發(fā)生聯(lián)系。這是西湖最美的。柄谷行人在他的著作里面也說過,我們很多人都忘掉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然風景被發(fā)明出來,不過是兩三百年的事情。中國人喜歡的是名勝,不是風景。現(xiàn)在很多地方出現(xiàn)了很多新的所謂的名勝,還是要不斷地去給它講故事,要賦予它歷史感,對不對?這里我講到的,是從繪畫史或者我們?nèi)粘I钪锌梢愿惺艿降淖兓?/p>


我們再回到文學上來。


中國人特別喜歡描寫月亮,古典詩詞里面,幾乎可以說是無月不成詩,每個詩人似乎都會寫月亮。月亮不單單是一個物象,還是一個意象。就是我們在看月亮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空間化的月亮當中,包含了時間的內(nèi)容。大家都知道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這個月亮在那兒永遠不變,你在看月亮的時候,你看回去一千年,因為一千年前的人也是這么看月亮的。


通過一個小小的物象,可以把中國整個的文化史,幾千年,串起來,這是中國文史里面特別是詩歌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所以中國人特別喜歡典故,典故可以串聯(lián)起時間當中的所有的碎片。你看到的月亮,月亮它不變,但是人是不行的,人幾十年就沒了。所以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看月亮,通過這個月亮把一個時空觀構(gòu)建起來,像我剛才所說,時間中包含空間,空間中包含時間,它們水乳交融。蘇東坡說這個“千里共嬋娟”,他實際上看到的就是一個月亮,可是他知道還有一個人在看,無數(shù)的人在看,這個時空是融會的。


《霸王別姬》里面,垓下之圍,四面楚歌的時候,項羽回來,經(jīng)過連續(xù)征戰(zhàn)已經(jīng)累得不行了,虞姬看見項羽已經(jīng)睡著了,這個時候她一個人就到外面來散步,然后有幾句唱詞,我覺得寫得極美。它怎么寫的呢:看大王在帳中和衣睡穩(wěn),我這里出帳外且散愁情。輕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頭見碧落月色清明。寫這個詞的人,極其有水平。因為她感覺到自己的生命要結(jié)束了,她的舞臺已經(jīng)完結(jié)了,已經(jīng)預感到了。可是沒關(guān)系啊,死就死吧,可是她猛然間抬頭,見碧落——碧落就是天空——月色清明,月亮還是好端端掛在那里。里面包含了多少沉痛的感慨,這都是通過唱詞表現(xiàn)出來的。所以我說,我們通過月亮這樣一個空間性的意象,能看到時間的存在,這在中國古典詩詞里面非常常見。


我說了這么多,現(xiàn)在在這里做一個簡單的歸納總結(jié),就是在過去,時空關(guān)系水乳交融,有時間有空間,空間的意義依附于時間的意義。因為文學作品最根本的意義,是要提供價值,提供道德的勸誡,這是文學最古老的意義。可是到了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以后,空間性的東西開始急劇上升,加速繁殖,然后這個空間性就開始慢慢取代時間性,壓倒時間性。在我剛才講福樓拜的例子時也說到,空間突然從時空關(guān)系里面單獨地蹦出來。


我前年寫過一本書,關(guān)于《金瓶梅》的一本書。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了解,為什么色情文學會在明代中期出現(xiàn),它為什么會在那個時候出現(xiàn)。你看明朝的時候像《燈草和尚》《貪歡報》這樣的一些作品,我們稱為毀禁文學的一些作品,它里面也有道德教訓啊,也提供意義啊——你不能亂來啊,亂來了之后后果是很嚴重的。但是我們看這樣一些作品,閱讀這樣一些作品,我們不是為了閱讀這些道德教訓。這樣的閱讀是一種商業(yè)的閱讀,消費性的閱讀,我們關(guān)注的是當中的具體的情節(jié),那些細節(jié)——時空開始分離,空間性的概念凸顯,然后不斷地分離,成為獨立的事件,這個在中國發(fā)生的時間要比在歐洲早兩百年。


所以我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個時空觀的演變,在傳統(tǒng)的文學里面,空間是時間化的,在今天的文學里面,相反,時間是空間化的,當然,空間最后碎片化了。我們今天不知道時間去了哪兒,看不見時間,我們眼前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空間,令人炫目。我們都是空間里面呈現(xiàn)的碎片化的俘虜。


這里我要再說一個問題。英國有個非常著名的學者,叫雷蒙·威廉斯,他曾經(jīng)說,過去的文學,提供意義,提供一個完美的結(jié)論,這個是它的天職。你們看《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里面有非常豐富的空間細節(jié),一個人要經(jīng)歷無數(shù)的苦難。可是不管他經(jīng)歷多少空間的細節(jié),最后都有一個完美的結(jié)局。所以《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每一個故事,它的結(jié)局是一樣的,作家在寫到每一個故事的結(jié)尾的時候,句子都是一樣的:他們從此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直至白發(fā)千古。


雷蒙·威廉斯要告訴我們的一個意思是,在古希臘的悲劇里面,在傳統(tǒng)文學里面,作家是需要提供一個完美結(jié)局的,不管是悲劇還是喜劇。有些時候,這個沖突、緊張感到最后要消除,給我們一個非常寧靜的結(jié)果,非常完美的結(jié)果。但是今天的作家,沒有能力提供這一切。威廉斯說,我們今天的作家,不僅不提供意義,不提供答案,美其名曰我要客觀地表現(xiàn)社會,我沒有答案,不提供任何東西,相反,作家還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一股腦兒地推給我們。我們本來就夠痛苦了,我讀了他的書更痛苦,那么我為什么要讀它?我記得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讀卡夫卡,每次讀他的書都會做噩夢。你們知道愛因斯坦,在座的有很多學科學的人,愛因斯坦當年覺得卡夫卡這么有名(愛因斯坦有這樣一個杰出的大腦),他就讓朋友把卡夫卡的小說拿來看一下,看了好多日子最后還給朋友,說對不起,他這個小說對我來說太深奧了,完全看不懂。作者這么做不是不想提供答案,不是不想提供意義,是因為福樓拜說的,前面提到的,這個時代變化了,這個世界發(fā)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


在這樣一個變化當中,我們怎么來描述時空觀的變化,空間的時間化變成了時間的空間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當然可以從文學內(nèi)部,從文學修辭,從各個方面去判斷,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社會本身發(fā)生了變化,因為文學從總體上來說是模仿這個社會,它是對社會的模仿,是一種反映。這是老生常談。這個社會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我覺得今天談起來也很復雜,比如說上帝死了。上帝在的時候,有永恒的觀念,它有意義,人死了之后有天國,有末日審判,所有這些東西都規(guī)劃得好好的。突然上帝不在了,永恒消失。永恒的消失出現(xiàn)的問題,構(gòu)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福樓拜這些人一輩子的寫作主題。這就忽然把我們?nèi)藪伒揭粋€恐慌之中。當然還有更多原因,比如說科學的昌明,近代科學帶來巨大的變化,呈現(xiàn)了太多空間。旅行變得太容易了,你可以隨時經(jīng)歷無數(shù)個空間。


在這里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guān)系:勞動分工。過去我們種地,種子撒下去,然后看它慢慢長出苗來,慢慢長大,收回來。你會有一種本能的喜悅,這個意義就在眼前。今天的勞動分工就麻煩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我們要生產(chǎn)一根縫衣服的針,都需要非常復雜的勞動分工,也就是說我們單個的人看不到整體。


卡夫卡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小說——《萬里長城建造時》,就是修長城的人他看不見長城的全貌,他看見的是磚頭,一塊塊毫無意義的磚頭,這是我們今天處境的隱喻,這就是碎片化。這個碎片化是勞動分工帶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是這樣。我剛才講的碎片化的空間,在以幾何級數(shù)加速繁衍。但是它也造成了另外一些后果,就是恍惚中,我們都忘了時間。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空間化的碎片當中也挺好啊,上上班,看看手機、微信,互相聯(lián)絡聯(lián)絡,看看電視電影,那么多東西,出去旅游,我們的生活那么豐富,我們就沉浸在這樣一個空間化的東西里面,不要去管什么時間了,不也挺好嗎?可是因為我們過度地沉湎于這樣一個空間性的行為里面,我們忘掉了文學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義,它要闡述它對這個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個巨大的情感上的誘惑力——這些東西本來是文學里面最核心的東西,我們現(xiàn)在把它排除了,文學變成一種簡單的娛樂,很可怕。我的態(tài)度是這樣的,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能把時間忘掉,固然挺好,問題就在于,我們忘不掉。我們還是時間的動物,我們只不過是假裝忘記了時間,時間一直在那兒,它從來不停留。


曹雪芹對時間問題做過一個非常嚴肅的思考,我指的是《紅樓夢》。《紅樓夢》里面對時空問題的思考非常精彩。比如《紅樓夢》的第二回,林黛玉的母親去世了,在林黛玉家做西賓,就是當家庭教師的賈雨村,因為學生不能上課,他就無事可干,一個人到外面去散步,走著走著就來到了一個寺廟,一座荒涼的、破敗的寺廟,這個寺廟叫智通寺。他看見寺廟里有一個老和尚,在那里燒粥。他一看見那個老和尚,就感覺到這個人是經(jīng)歷過大世面的。當然他看見這個智通寺旁邊寫著一副對聯(lián):“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個對聯(lián)里面有一個時間的突然性:“眼前突然沒了路,你想回頭,來不及了。”我覺得這個對聯(lián)里面,最重要的含義包含在這個“忘”字當中,大家要好好體會。“忘”,是說什么?曹雪芹并沒有說你們都是庸俗的人,都在名利當中,我已經(jīng)解脫了。你們這些人最后都在名利場中,那么多東西拿到手還要拿——曹雪芹沒有這么說,也許曹雪芹和我們一樣,我們大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某種對空間性事物的迷戀當中,所以他說是“忘”縮手,忘記,這里面有一種中國文學里特別優(yōu)秀的東西——悲憫,不是同情。同情是我比你高,我同情你,悲憫是我跟你一樣,我也擺脫不了。賈雨村在后面的作為令人悲嘆,也就是說,看懂了也沒用。這是曹雪芹最厲害的,但是無論如何,這部作品會讓我們產(chǎn)生非常重要的思考。


在這里也許我可以簡單地講一下結(jié)論性的東西:我們可以忘記時間,我們可以把時間拋到一邊,但是時間從來不會放過我們。它不會忘記我們,所以《紅樓夢》里面會說“三春去后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說得很清楚。所以我說,沒有對時間的沉思,沒有對意義的思考,所有的空間性的事物,不過是一堆絢麗的虛無,一堆絢麗的荒蕪。如果我們不能夠重新回到時間的河流當中去,我們過度地迷戀這些空間的碎片,那么我們每一個人也會成為這個河流中偶然性的風景,成為一個匆匆的過客。


現(xiàn)場互動


問:為什么您會覺得空間性的東西無法給我們提供意義,而只有時間性的東西才能做到?


格非:我最近看到一本以色列作家寫的書,叫作《安息日的真諦》。它說上帝在造人的時候,規(guī)定一個星期中的六天是空間性的。星期一到星期六必須去賺錢,必須去養(yǎng)活自己,必須去擴大見聞。但是,有一天不允許工作,這一天你必須跟上帝在一起,必須想一想,我到底為什么工作。


這個作者也說:“空間不提供意義,所有的意義都是時間提供的。”因為只有當我們處在一種有限性的時間里,才會去思考意義。我們這個世界之所以可愛,之所以美好,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限性的時間里。


時間是河流,她永遠在安慰我們。不管你遭遇多大苦惱,只要回到時間的河流里,她就會提供一個方法來化解一切矛盾。


問:在很多后現(xiàn)代文學作品里包含大量的空間性的描述,從閱讀的體驗來說是不舒服的。這樣就把我們引入到一種永恒的焦慮中,這種焦慮可能是永恒的,對時間的焦慮,尤其是個體對自己生命、對周遭、對很多事情的體悟。空間性的永恒的焦慮是不是也有可能提供一種意義?這種意義是否代表了從空間性向時間性文學的轉(zhuǎn)向?


格非:我們把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敘事稱為“共時性敘事”,也叫“空間性敘事”。卡夫卡、喬伊斯、布魯斯特,喬伊斯的寫作里沒有時間的連續(xù)性,全是空間的并置。上來就是空間、空間、空間,就像電影膠片,一格一格全是畫面。這種敘事也是依據(jù)一種繪畫的邏輯來展開的,詩歌和小說都是如此。但是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敘事?因為時代和世界本身發(fā)生了深刻的變革。現(xiàn)代主義文學也在模仿這個世界,它把這個社會里面觸目驚心的一面呈現(xiàn)給我們,它的困惑,它對永恒思考的困惑,也一起呈現(xiàn)給了我們。雖然卡夫卡、托爾斯泰他們呈現(xiàn)出某種困惑、焦慮甚至荒謬感,可是他們并沒有放棄對永恒和“上帝”的思考。所以,托爾斯泰才會說“天國在我心中”——天國不在天上的某個地方,天國在我心里。


這些作品,在一個變化了的時代里面,應對了這個變化了的世界圖景,它提出了非常多的重要價值。加繆也好,卡夫卡也好,所有這些現(xiàn)代性大師都極其重要,是他們向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變化了的時代的基本面貌。如果在這樣一個時代里面,你再用一種傳統(tǒng)的方法來寫作,是不敢想象的。


我覺得,今天的文學可能會重新汲取現(xiàn)實主義的力量,但是它不可能回到簡單的現(xiàn)實主義當中去,它一定會更豐富,一定會有更多的變化。


問:您剛才一直在談論時間,然后我發(fā)現(xiàn)《江南三部曲》,其實也是對時間的一個沉思。我想請問您,您是有意安排的嗎?如果是,那么是為什么?


格非: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記憶。我是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這個年代出生的人,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記憶。從60年代,然后到70年代,再到80年代,每過幾年,這個社會都發(fā)生非常大的變化,社會形態(tài)也發(fā)生很大的變化。


但是,你會感覺到,這個變化本身變得很遲鈍。你們知道,有個日裔的學者叫福山,他提出了歷史終結(jié)的概念——歷史終結(jié)了,我們在意義之外,時間也突然不動了。也就是說,我們生活一天還是生活多少天,沒有什么關(guān)系,因為都是空間性的,它沒有目的。時間的河流即便存在,也缺乏目的性。


如果這個時間一直在流動,這個歷史一直在變化的話,我會感覺到,我在歷史當中,我在這個時間的河流當中。但是,如果你感覺不到時間在朝著一個目標前進,那么我們只擁有空間的碎片。


我的小說寫的是中國鄉(xiāng)村的變化。我寫這個小說的動機是什么呢?具體來說,當我回到老家的時候,我弟弟帶我去看老家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的老家沒了。整個沒了,全部是一片瓦礫。我在蒙蒙細雨中坐了兩個小時。下著雨,我坐在我們家門口的那個廢墟上,坐了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當中,我百感交集,雖然四周空無一人,但我的耳朵里邊好像聽到了我的鄰居在說話。


我們村莊大概是東晉的時候從河南遷過來的,它有非常長的歷史。當然我在村莊里面生活了很多年,所有的這些鄰居啊,周圍的這些人啊,那些個孩子啊,那些老人啊,他們都在和我說話。我覺得耳朵里面有那種嘈雜的聲音。


然后我就出現(xiàn)了一種恐懼,假如我不寫這些作品,那么,所有的這些人和事都將湮滅。


那么再過若干年,世界上沒有人知道,在這個村莊里邊,曾經(jīng)生活過那么多的人,具體的人。這些人都在時間當中,一個一個的面目都在我眼前。我相信我的這個新的長篇,和你剛才提的這個問題更加地貼合。


格非,原名劉勇,男,1964年8月生于江蘇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199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教學和文學研究。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代表作有長篇小說《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等;中短篇小說《迷舟》《青黃》《隱身衣》等。在文學研究方面,著有《文學的邀約》《小說敘事研究》《雪隱鷺鷥》等。2014年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2015年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本報記者 陳鵬編輯整理 鄭潤民對本文亦有貢獻)


編輯:邢賀揚

關(guān)鍵詞:格非 文學 時空關(guān)系 時空觀 文學創(chuàng)作 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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