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的南京，冬雨淅瀝。至晚19時，部分出租車司機罷運已超過24小時。白天，參與罷運的出租車司機們一度在南京市政府門前，以及機場、火車站等地大量聚集，表達訴求，要求或降低份子錢，或政府出面嚴管由打車軟件調度的社會運營車輛。（1月12日 財新網）

新年伊始，出租車營運這個正處于改革大潮中的行業，仍然問題多多。在2016年第二個工作周，南京這座省會城市就爆發了罷運事件。這導致了許多的交通問題，但訴求的表達仍然是“新瓶舊酒”，說來說去，不過是“降低份子錢”和“嚴管打車軟件”兩項。這和2015年全國各地城市出現的出租車罷運事件并無二致。

在互聯網新興技術的沖擊之下，出租車行業改革，可謂勢在必行。在滴滴快的、優步以及各種專車軟件、拼車軟件的沖擊下，一場由電子技術革命引發的出租車行業大變革正在加速。互聯網平臺，打破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利益分配格局，搶占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市場。處于行政壟斷格局中的出租車行業，因為市場競爭的“突然來訪”而顯得措手不及。

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出租車行業長期以來默認為合理合法的份子錢，作為受權力壟斷保護的合法性載體，在利益重新調整分配之后，顯得毫無意義。要么取消高昂的份子錢，要么取消或嚴管各種打車、拼車、約車軟件——就必然會成為出租車司機這個群體的最主要訴求。如其不然，其收入與生活質量就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面對勢不可擋的出租車改革，交通部在去年10月份發布了《出租車改革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雖然這份意見并沒有明確具體的出租車行業收份子錢的操作方案，更有許多條款被認為是太過保守，但是，自2015年以來各地進行的出租車改革案例中，取消份子錢、打車拼車軟件合法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這一點，在上海、杭州、武漢、義烏等地的改革過程中，早已得到了有效驗證。

筆者分析歸納，在去年全國各地進行的出租車改革中，有以下兩種模式值得其他各地借鑒。一種是上海和杭州直接取消甚至是退還出租車司機份子錢的模式。這兩個城市，都明確規定停止收取經營權有償使用金，實行經營權無償有期限使用。另一種是義烏模式。義烏規定，自2018年始，“有序開放出租汽車市場準入和出租汽車數量管控，實現出租汽車市場化資源配置”。這意味著，一個城市出租行業被幾家出租車公司壟斷的現實，就要被打破。

面對上海、杭州、武漢、義烏等幾種模式，所有不進行出租車改革的城市，出現罷運現象就非常容易理解。技術在進步，觀念在轉變，市場在整合，份子錢仍然還要收，這樣的現實只能會讓出租車行業越來越凌亂。如果權力抱著既得利益不放，不能釋放出租車行業的經營權，則出租車司機就會因為生活的窘迫而不斷進行訴求表達。而只要是進行出租車改革，就一定要讓相關部門、相關官員下定決心，勇于割肉，敢啃硬骨頭，否則所有的改革都將是擰巴、別扭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

李克強總理曾多次強調，簡政放權不是修指甲。許多地方政府，已經提供了許多可行的經驗和做法，也為各地進行出租車行業改革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鏡鑒。而且，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都是在尊重了市場主體多元化的基礎上，尊重了市場規律，還原了政府與市場本應有的純粹關系。因此，希望更多的城市打破制度和利益藩籬，勇敢地進行改革，為出租車行業的健康發展做些實事。（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