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無論是理論到實踐都長期忽視供給觀念，或者涉及到供給觀念，但是對其認識很不系統。過去多次強調的“定向調控”，絕對不是講需求管理而是供給管理。供給管理的結構特征是非常鮮明的，但指標復雜，不是單一貨幣供應量的指標，涉及到各種各樣的結構問題，理論上分析相當薄弱。

供給管理問題不可回避。美國人金融創新走過了頭，引發次貸危機、金融海嘯，在金融危機沖擊全世界之后，美國在應對危機時關鍵是區別對待、突出重點供給管理措施，從用公共資源對花旗兩行注資、對通用汽車公司注資，極大扭轉市場預期，使得美國經濟穩定下來并走向復蘇局面。

賈康

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蒸汽時代到互聯網時代，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都是供給側的創新。生產力特征決定生產關系特征，如果從學理分析都是發生在供給側，生產勞動力、勞動供給都是供給體系結構劃分內的命題，而生產關系更是所謂結構性改革要處理的制度供給問題。

未來中國經濟要實現現代化轉型，關鍵供給是制度供給，改革就是解決這個問題。過去的“三駕馬車”理論，在認識上有一定的貢獻，就是把需求這個總量型管理問題開始結構化了，但是結構化邏輯要轉移到供給側，完成供給機制整個構建問題，恰恰實際生活表明完全競爭理論假設現實必須做校正還原，必須考慮不完全競爭市場怎么加重政府結構優化政策措施合理安排，實現經濟增長體系下資源配置優化所要求的問題。

總體而言，既避免市場失靈也要遏制政府失靈狀態，必須在供給側打通，處理好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互動。

在中國供給側改革概念之下，除了認識和適應“新常態”之外，還必須考慮如何引領“新常態”。黨的十八大以后，三中四中五中一路走來，全面依法治國，體系化發展理念，通過系統工程實現解放生產力，所以基本核心理念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強調就是以改革為統領、以結構優化為著眼點。

供給側改革將帶來質量效益提升和經濟增長。“中高速”到底7左右還是6.5左右不是關鍵，但是“十三五”期間保持6.5%以上才能對接全面小康指標。另外，在底線突兀的時候一定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保持增長后勁。

供給側至少需要五大要素：勞動力、土地和土地類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管理制度。在一個經濟體的起飛階段，前三項要素的支撐作用更加明顯；反之，當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后兩項要素的優勢就更加突出。

因此，我國要以制度變革打開千千萬萬企業的創新大門，為千千萬萬科技人員的聰明才智、潛力活力釋放空間，這是中國最主要的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講，制度供給要素甚至要高于技術。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