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下午，一則集團辦公室的處罰通報在成都的一家公司傳開了，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有人因為在微信群里搶紅包，被公司處罰了500元，理由是上班時間玩手機。據悉，紅包是公司董事長發的，目的是“用這個新穎的方式來個測試”，看看哪些員工在認真干活。而員工則表示，“手氣最好的，也就搶了10多元”，這樣做太不值了。（《成都商報》1月6日）

微信“搶紅包”大概是近兩年來最為喜聞樂見的全民娛樂活動。地不分南北西東，人不分男女老少，“搶紅包”總是能在瞬間吸引所有人的關注。或許也正是因為太過于投入，“搶紅包”也常常惹出些事端。比如有人因為“搶紅包”而朋友反目，有人因為不尊重游戲規則，搶了紅包沒有再發，而私下約架的。每每看到類似的新聞，都讓人有種哭笑不得的感覺。微信“紅包”大過幾元十幾元，少則幾毛幾分的都有，經濟意義根本可以忽略不計，為何有人“入戲”如此之深？

細想之下，也有幾分道理?！凹t包”雖小，倒也不失為人品的一種見證。這家公司董事長的“紅包測試”，想必就是這樣一種思路。效果上看，自然還是不錯的。只是有必要指出，搶“紅包”和發“紅包”通常都是一種兩向交互的過程，“搶紅包”可以測試出員工是否認真干活，而“發紅包”則未必不能折射出老板的德行。

說起老板發“紅包”這種事，歷史上也是可以找到典故的。比如大名鼎鼎的唐太宗，其君臣一體的親密關系，堪稱古今楷模。據說在他即位之初，下層官吏貪贓受賄之事時有所聞，他為了查處貪官，便秘密派身邊之人故意行賄，有個掌管關卡貨物出入的司門郎沒能經受住考驗，受了一匹絹的賄賂，唐太宗便要殺了他。雖然這是出自一派澄清吏治的好心，然而民部尚書裴矩卻表示反對，他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唐太宗后來接受了他的批評。

所謂“陷人于法”，用今天的話就是“釣魚執法”，動機雖然不錯，但卻有著明顯的程序瑕疵，在古人看來都是不道德和不符合禮儀的行為，以此作為懲罰依據，自然名不正言不順，更無法讓人信服。太宗從善如流，成就了一段政治佳話，而在今天，“陷人于法”之事還在經常性地上演，不禁讓人遺憾。以此事為例，公司固然有規定，禁止玩手機、聊微信，但老板以發“紅包”這種類似于“偷襲”的方式對制度效果加以測試，首先就壞了“規矩”。完全可以想象，當溫暖人心的老板“紅包”瞬間變成“陷阱”的時候，傷害的不僅是幾名被罰的員工，公司內部的信任體系也隨之坍塌。較真一點說，在一個信息化時代，出臺“禁止玩手機”這樣的公司規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實際意義，是否具有人性化，本身也很值得商榷。

領導者之所以會認為自己高明，很多時候是源于話語權的不對等。領導可以任性地破壞規則，而員工則無力反抗。老板的“紅包”測出了誰的人品？答案不言自明。但這樣的小聰明和小把戲，還是不耍為好，因為“殺敵八百，自損一千”，得不償失啊。（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