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鄭重在其微博上表示：“鑒于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馮唐譯本《飛鳥集》出版后引起了國內文學界和譯界的極大爭議，我們決定：從即日起在全國各大書店及網絡平臺下架召回該書……”對此，馮唐只回應了一句：“歷史和文學史會對此做一個判斷。時間說話，作品說話。”據悉，今年馮唐譯本《飛鳥集》一出，就一石激起千層浪。（12月28日澎湃新聞）

怎樣才算好的翻譯？對此，從沒有一套絕對的標準！雖然有“信達雅”的大原則指引，但更多的時候，“翻譯”的過程和結果，還是充滿著主觀性與隨機色彩。是直譯還是意譯，是忠于原作還是創造性轉化？不同的譯者，想必會有不同的選擇。就此而言，馮唐似乎當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個性化地翻譯泰戈爾的《飛鳥集》。可是，這份劍走偏鋒的另類特質，同樣意味著必然的風險。

現實來看，馮唐的譯本所以飽受非議，一則在于“詞不達意”，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泰翁的詩作本意；再者，則因為“行文粗鄙”，大量使用粗口、臟話等等……馮氏的翻譯作品，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其一貫的“下三路寫作”或曰“身體寫作”的行文路數。而且，當這種個人化的特殊寫作偏好，強加于泰戈爾與《飛鳥集》身上，不少中立的讀者，也勢必會感到莫名反感。

要知道，每一位偉大的詩人都是一種文學信仰，都是代表了一種穩定的價值印象。說到底，馮唐翻譯的《飛鳥集》，還是太過馮唐，而太不像泰戈爾了！在原作和譯本之間，存在著突兀的對比、強烈的落差，這無異于是對泰翁擁躉的冒犯。如果說泰戈爾的詩，象征著一份典雅、清新以及完好的教養；那么馮唐的作品，則宣泄著一股傲慢、乖張與活脫的輕佻。于此，自然很難說孰高孰低，但至少彼此應保持距離、相互區別才是。

倘若非要給詩歌翻譯歸納一條原則底線，那么也就應該是“譯者無私心”吧。翻譯者，只有克制住抖機靈、炫才情的沖動，才能保持起碼的尊重，才能不至于太過離譜。在這個前提上，才能再談 “譯者風格”的建構。事實上，所謂“翻譯中的個人色彩”，絕不體現為對原作推倒重來，也絕不體現為刻意的詞句經營，而應表現為在語言轉換、文本重構時，個體勞動自然而然所留下的獨特印記。

如今很多時候，“翻譯”也被許多作家視作，純粹個人化創作的一部分，這顯然是不足取的。然而，在粉絲經濟的大潮下，這種喧賓奪主、野心勃勃的翻譯作品，卻也同樣擁有極大的市場。當不少讀者，相信愛一個作家就要愛他的全部，相信一個對的作家必然永遠是對的，那么他們就很可能會失去起碼的審美能力，而無法來公允地評判所謂的“譯作”到底是好是壞。或許可以說，恰是在此背景下，那些可疑的翻譯作品，才得以出現、蔓延。（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