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間文物的價值開始逐漸被發現。在缺乏資金和政策扶持的條件下，這些流散在民間的文物并沒有被遺棄，而是得到了民間專家和社會團體的保護、研究和傳承。但民間的力量畢竟是相對松散、薄弱的。那么，如何把民間的力量集中起來，逐步去引導、完善文物市場的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宋建文

　　創立已逾十年的中國古玩研究院就在做著這樣的努力和探索，中國古玩研究院院長宋建文認為，民間文物是中國文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有文物共同組成文物的概念，理應得到正確而公平的對待。起碼來說，兩者是一種互補或并行的地位。同時，民間文物專家和研究人員的力量也需要不斷擴大。

　　現實問題是，最初做古玩的很多都是生意人，他們的關注點主要在于經營，對于古玩藝術品背后的文化內涵研究不夠。不可否認的是，在市場“真金白銀”的考驗下，他們鑒定真偽的眼力絲毫不遜色于業界專家。然而，他們鑒定文物基本全憑感覺和經驗，知識和資料研究不夠系統，缺乏深度，甚至缺乏規范的研究辦法。另外，民間文物專家的水平參差不齊，比較零散，一直未能抱團形成更大的力量。

　　“把古玩圈里眼力好的人才組織起來，形成古玩研究的隊伍”，這是宋建文做中國古玩研究院的初衷。在他看來，目前正是古玩研究院發展的契機。近年來，古玩市場發展遇到瓶頸，若想尋求出路就需要研究古玩市場的規律、研究古玩本身的文化內涵。

　　市場開放這么多年，已經把民間文物推到了比較高的位置。拍賣市場、古玩城等交易的都是民間文物，民間的市場行為也對文物的保護、傳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國家文物系統的專家也開始認識到，民間并不是沒有好的文物精品，比如2.8億港元的明成化斗彩雞缸杯、3.48億港元的明永樂御制紅閻摩敵刺繡唐卡。

　　俗語說“術業有專攻”，但在市場等多重因素的推動下，一些文博專家無序、跨界鑒定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造成文博機構的公信力危機。對此，宋建文表示，市場出現亂象主要是跨界鑒定，每個專家所擅長的領域都是有限的，什么都能看肯定是要出問題的。國家文博專家與民間專家的研究對象不同，所擅長的領域不同，市場鑒定并不是國家文博專家的特長，民間專家去研究國有文物也不行，兩者只能互相補充，不能替代。

　　“這一問題跟政策也有關系，比如《文物保護法》針對的是國家文物、出土文物，并不適用于民間文物。同時，文物的確定和劃分過于寬泛，在實際操作中缺乏指導意義。蜻蜓點水解決不了具體問題，未來要實現專家鑒定領域的細分化，只有厘清這個關系才能真正完善文物鑒定隊伍，學術研究也能系統起來，但這個工作需要時間逐步去引導和完善。”宋建文表示。

　　人物對話

　　人才是古玩研究院的核心

　　北京商報：在您看來，中國古玩研究院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宋建文：民間文物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民間文物整體影響力的提升，而且更適合中國古玩研究院來做。我們目前主要有四項服務項目，即課題研究、專業培訓、資質認證和研究成果推廣。對于研究院來說，最為核心的就是研究員，所以會通過聘請客座教授、培訓選拔等多種方式進行遴選，希望不斷完善古玩研究院的人才梯隊，也會定期要求推出一些研究成果，以此來活躍、鍛煉古玩研究院的隊伍。

　　北京商報：與其他培訓機構相比，中國古玩研究院的優勢是什么？

　　宋建文：中國古玩研究院最大的優勢，首先就是全聯民間文物藝術品商會的資源依托，我們能夠邀請到業內頂級的專家進行授課，師資力量非常系統，不少客座教授都是故宮專家，學員也大都是對古玩很有研究的人物。與一些社會所辦的培訓機構不同，授課內容不是泛泛而談，不是那種提高鑒賞能力的美育課，而是真正教學員如何鑒定。與外地的培訓機構相比，中國古玩研究院的優勢更加明顯。

　　通過考試后，除了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頒發的文物藝術品鑒定師、評估師、經紀人資質證書，學員還可以領取中國古玩研究院的結業證書。參與全國民間文物專家高級研修班的學員將有機會成為中國古玩研究院的研究員，后期不管是培訓出書，還是推廣研究成果，都能夠與古玩研究院的項目結合起來。

　　北京商報：未來還有哪些計劃在籌備中？

　　宋建文：未來要做的就是盡快完善古玩研究院的人才梯隊，通過一些項目不斷磨合，真正培養一批能夠促進古玩研究縱深發展的人才。明年初可能會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比如以地方分卷、行業分卷、民間博物館分卷、研究成果分卷來呈現的《民間文物大系》，這是首次對民間文物進行的全面而系統地梳理，將為民間文物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