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華商報》報道，近日，陜西寶雞一水電站員工在水中發現一具遺體，不但沒有第一時間報案，反而將遺體綁在渠邊多達數日，尋找家屬索要打撈費，最后家屬支付了1500元。12月11日，家屬指責水電站沒有及時報案，耽誤了警方的最佳破案時間。（《京華時報》12月13日）

“挾尸要價”、“綁尸要價”之類事件的頻發，讓人唏噓不己。幾日之前，四川攀枝花出現地方漁民“挾尸要價”事件；這幾日，陜西寶雞又出現水電站工作人員的“綁尸要價”……在2015年年底，此類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成功”擠占媒體版面，也成功為新的一年提出了一個幾乎就要沉沒的社會難題：來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我們該如何終結此類事件？

當然了，具體到陜西寶雞這起事件，恐怕還有一些更惡劣的情節。比如，水電站工作人員有政府或國有的背景，似乎比一般漁民“挾尸要價”更惡劣，至少在職業道德與工作責任上都更應該受到責備；再比如，水電站工作人員在打撈上尸體來之后，發現了死者的身份信息，但沒有及時報警立案并聯系家屬，有破壞案發現場的嫌疑。

但是，單純拎出陜西寶雞這起事件，放在我國所有“挾尸要價”此類事件中，過多的強調政府或國有背景，區別開公職與自由人員，并沒有太多的意義。當下我國應該致力于針對所有的“挾尸要價”事件，進行一些制度方面的補救，而非區別開不同群體人員進行不同的道德評判。

需要說明的是，五年之前，《挾尸要價》組照獲得中國新聞攝影“金鏡頭”大獎；兩年之前，《挾尸要價》拍攝者張軼生因病去逝。張軼生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希望人們關注“高價撈尸”現象，盡早建立溺水救助或遺體打撈制度，杜絕暴利環節。非常遺憾的是，這么長的時間過去了，挾尸要價，在我國仍然是一種“生意”，仍然充滿著銅臭味；尸體得不到安放，仍然經常性發生在這個最強調入土為安的社會中。這個時候，建立遺體打撈制度的生前良言，也應該引起正視了吧。

、更要明確的是，如果救助制度缺失，進行一味的道德譴責，總是顯得單薄無力。一方面，從法理上講，打撈尸體這樣的事情，在所有的法律法規中都沒有對工作人員、漁民作出法定或約定義務，是屬于“無因管理行為”，因此，向左是敲詐或勒索，向右可能就是對義務勞動的補償，換言之，對這種行為，法律沒有明確的界限；二是，從“市場”角度講，主動要價也好，雙方協議價格也罷，都有先前案例可以拿來參照——每條河段、每片湖面都可能有約定俗成的價格，而且，打撈者、看管者確實付出了一些精力和成本，付一些勞務費，而只要不是天價，似乎又是在情理之中。

常識需要重申，彌合道德漏洞的最好方式，永遠是用制度去作出規范、約束和引導。用制度的良知，去引導公共道德建立良知，并為公共道德劃定一條紅線和底線。對“挾尸要價”現象而言，必須要建立相應的遺體打撈制度，尤其是對于溺水救助，更要進行一定的約束和規范。

具體來說，遺體打撈制度中，可以對“打撈費”限定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引導打撈行為向好人好事方向走，也要讓“打撈費”變成“感謝費”或“看管費”；還可以規定什么樣的條件下必須要報警，比如，死者身上要有明確的身份信息時必須報警，如果不報警就是違法行為，就要接受處罰；如果沒有明確的身份信息，也應該尋求媒體和社會其他方面的幫助等。

歸為一言，尸體的尊嚴，理應在文明社會中得到應有的賦予。顯然，只有制度的建立健全才能從根本上給予尸體以真正的尊嚴，才能讓某一領域的公共道德發生質的變化，單純的鍵盤俠與圣母婊（道德論持有者）應該讓位于制度的工具理性。（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