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評估結果涉及干部的追責問題，責任大小必然要與損害的嚴重程度掛鉤，因此，評估首先應該破除來自官員和行政方面的干預和阻礙。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對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做出全面規劃和部署。

近年來，我國突發性環境事件進入了高發、頻發期，但歷年因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導致的生態環境要素及功能的損害并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修復。究其原因，沒有建立規范的、可操作性強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是重要方面，相應的，環境追責與懲處機制也難以落實。就此，今年8月9日起施行的《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規定了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但其責任追究形式畢竟是針對個人的組織處理和黨紀政紀處分，并不能解決生態環境損害修復等一系列問題。

此次的方案試圖通過試點，逐步明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范圍、責任主體、索賠主體和損害賠償解決途徑等，形成相應的鑒定評估管理與技術體系、資金保障及運行機制，探索建立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和賠償制度。毋庸置疑，這對于加快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不可否認，方案在試點過程中還會遇到許多實際問題。首先，是生態環境損害的評估問題，我國的生態環境損害評估一直缺乏科學的、規范的、統一的評估標準，相關的法律規定仍不完善，損害評估的質量參差不齊。加之，由于評估結果涉及干部的追責問題，責任大小必然要與損害的嚴重程度掛鉤，因此，評估首先應該破除來自官員和行政方面的干預和阻礙。

其次，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的管理與使用問題。我國有些地方把以訴訟方式裁判下來的生態環境損害修復基金上交地方財政，這一方面可能出現挪用的違法行為，另一方面又受國家財政制度的制約，在生態修復過程中這項資金使用起來限制較多，而目前我國對于生態環境損害修復基金的性質與歸屬問題又缺乏法律依據。

再次，我國各主要的環境要素均歸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因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導致了生態環境要素及功能損害，那么，負責環境保護監督管理的有關部門能否代表國家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又如，方案中提到“鼓勵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依法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這是不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方案提到“因污染環境造成大氣等環境要素的不利改變”，那么，造成大氣環境損害的，又該如何修復？

另外，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范圍如何細化、賠償義務人的范圍如何確定、賠償各權利人之間索賠工作如何進行職責分工、生態環境損害的索賠程序如何啟動、如何選定鑒定評估機構等等，這些問題均有待于在實踐中逐步探索。

□譚柏平(作者系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法律系副教授)